1971年,毛泽东为什么取消了国庆游行


本文摘自李书纬新著《漫步六十年轮——中国国庆史上的记忆》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合作。

1971年,国庆二十二周年,毛泽东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也没有举行大型游行活动。这一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游行活动是在国庆节前临时取消的。那年的国庆之前,人们和往年一样,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操练,以准备接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检阅,决定取消国庆游行和焰火晚会,多少让一些市民不解。

取消国庆游行,是毛泽东决定的,“十一”国庆节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

10月1日这天,天安门广场虽然依然是红旗招展,但中央领导人都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代替这一庆典方式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分别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和首都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等地方和首都群众一起举行了游园活动,以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庆贺。

10月6日,国庆节过后还不到一周,中共中央发出了这样的通知,毛泽东要求逐级向基层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要求从10月中旬起,传达的范围扩大到基层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此时,林彪事件逐渐传播开来,使人们对中央取消国庆游行和焰火晚会似乎也有了答案。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这一通知的下发,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有着不同的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12月11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197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又传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是人民越来越清晰的明白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真相。

林彪叛党叛国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在党内,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惊。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天天举着“毛主席语录”,口里喊着“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一个人竟然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而且谋杀的对象竟然是毛泽东。

当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官员听说这一消息更是不能理解。据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官的孙一先回忆说:“10月3日,我到外交部礼堂听了《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才知道在256号上殒命的九人中包括副统帅林彪,震惊之情可想而知。”那是10月3日下午,接电话通知:孙一先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报告会上,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宣读了《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① ……

林彪叛逃事件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也是不能理解,然而它更多的是感叹。

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完全被确定下来。“九大”党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章确定,林彪成为毛泽东的唯一接班人已成定局,而林彪为何还要阴谋篡权,谋害毛泽东呢?

党的九大的召开,被确立为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毛泽东希望通过“九大”使党内上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毛泽东设想文化大革命该进入“天下大治”的时候,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九大却开成了让林彪、江青集团揽权的大会。这次会议后,林彪不断的开始集中自己手中的权力。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蒙冤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位置空了出来,这时候,已经暴露出林彪的揽权野心。虽然,早在1967年刘少奇就已离职接受批判,但当时刘少奇还在世,林彪没有提出出任国家主席一事。刘少奇的去世,林彪认为是一个好机会。在1970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持讨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会后林彪和陈伯达经密谋后,却于4月11日,正式提出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建议,并提议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事实上,他们认为,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一定能够不会有人反对。但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曾经六次说过他不当国家主席,因此上说只要毛泽东同以设立国家主席,位置就一定菲林彪莫属,可见林彪的良苦用心。

此时,毛泽东已经觉察到了林彪建议让他当国家主席的真实动机,他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①

但林彪的欲望已经燃烧起来了,他不甘心。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得力干将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毛泽东的决断还是把林彪的主席梦给打断了。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是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日子。这次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再次发难。他在会议的发言没有经过毛泽东同意,内容也与本次会议毫不相干。林彪大讲毛泽东的“天才”并再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会议上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的讲话,等于把林彪心里要说的而又不敢公开说出来的公开化了。康生支持了林彪。

林彪在会议上关于毛泽东“天才论”的讲话材料是由陈伯达选编后经林彪审定的。会议上的小组发言也同出一辙讲了这个内容。会前,叶群曾授意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作会等人要含着眼泪在小组上发言。这样才能打动人,受到好的效果。陈伯达的发言还印成了简报,传发给了各个小组。

林彪、陈伯达关于“天才论”的发言令毛泽东很是不满。尽然。林彪、陈伯达等人活灵活现的突出毛泽东“天才论”,但这种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使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8月25日,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8月31日的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和批判的决定,从而挫败了林彪集团意图通过“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的阴谋。对陈伯达的审查和批判,此时的毛泽东实则一方面对林彪敲响警钟,一方面又对林彪采取了保护和挽救的措施。

这次设立“国家主席”的阴谋落败后,林彪仍不甘心,他在时时刻刻的窥伺着可以利用的各种机会。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还是进一步凸现出来。此时中央针对陈伯达的审查与批判逐渐以“批陈整风”的形式展开。“批陈整风”深深地触动了林彪集团。对此,林彪的干将黄永胜等人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对“批陈整风”的不满,林彪也产生了抵触情绪。因而, 1970年的国庆之夜,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并且,坐了几分钟后,他就不辞而别,引起在场的人们的疑问和猜测。

这时候,林彪及其同伙们有这样一种想法:等待“自然接班”太漫长了。因为叶群曾经说过:林彪的身体不一定能耗过毛泽东。况且江青一伙实力的不断扩大。这些都是林彪感到这场夺权斗争不能持续的太久了,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们越不利。因而这也就决定了林彪一伙要铤而走险。

1971年2月末,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 。此后的3月,一个让毛泽东和外界毫不知情的鬼蜮计划开始秘密的酝酿。

3月23日,在林立果的策划下,其把持的 “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由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很快出笼。这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五七一工程纪要》计划确定后,林彪又急忙赶回北京,等待着时机,实施这个计划。林彪也一如往常地参加各种会议。此时,毛泽东仍然是对陈伯达进行批判,而对林彪采取保护的态度。毕竟中央决定一个接班人绝非易事,毛泽东没有想到,阴谋的黑手正在一步步地向他伸来。

1971年8月,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这是一个英名的决策,正是这次南巡,使毛泽东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

8月31日,毛泽东在南昌巡视时,听取了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在南昌地区作了参观。南昌之行他看到了林彪建造的一个巨大的军事工程。这个工程不在地上而在地下,是一个供指挥用的工程。在这里可以指挥全国。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可是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毛泽东竟然一无所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显而易见,这个工程是林彪打着中央的旗号,没有经过中央就下达的任务。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再一次印证了林彪的不够光明磊落。从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已说不清林彪背着他都搞了哪些活动。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家、战略家,一看这个工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事实上也正如后来所证实的,这个工程是林彪意图政变后,另立中央,实行南北格局用的一个指挥机关。

毛泽东在惊异中看完这个工程后,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了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然后就匆匆到杭州了。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杭州是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的地方。所谓“联合舰队”是在1970年初林立果被吴法宪推举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他的时候。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火药味的地方,毛泽东到杭州巡视是很危险的。在杭州的所见所闻,使毛泽东更加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1971年9月8日午夜,毛泽东刚吃完夜餐,突然下令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9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又紧急命令,专列立刻离开杭州,毛泽东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他得以安全离开杭州。

毛泽东的警觉,使林彪一伙开始感到不安。事实上,在毛泽东南巡之时,林彪等人就密切注视着毛泽东的动向。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知道毛泽东已经警觉。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随后,“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谋害毛泽东的具体部署,林立果曾报告林彪和叶群。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虽然已是耆耆之年,但在处理问题上仍然果断而清醒。9月10日晚上,他的专列到达上海。林立果认为动手的时候到了,林立果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停留几天,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火车,只是在列车上接见了许世友,许世友是专门从南京赶到上海的。受林立果秘密指示的王国维也想一同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11日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时,停留了近两个小时。在专列上,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①

毛泽东虽然没有指明林彪的罪行。但事情已经败露是确定无疑的。在毛泽东顺利回到中南海后,他如坐针毡一样再也坐不住了。林彪在叶群的哭闹声中,有些六神无主了。林彪决定难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南北格局,同时与苏联联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终夺取政权。然而这个计划也很快宣告流产。

1971年9月12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二三次会。这时,周恩来突然接到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张耀祠打来的电话。张在电话中说: “接到张宏打来电话,得到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目前已调好了飞机。”张宏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当时在北戴河负责警卫任务。

这个电话报告的信息应该是准确的。原来,林彪感到事情败露后,其追随者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迅速拟定了一个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得到中央警卫部队的汇报后,周恩来着实大吃了一惊。他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 “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情况。

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急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遂讲南逃广州的计划改为向北逃往苏联。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匆忙登机。

9月13日的凌晨。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架被追查的三叉戟飞机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林彪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周恩来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

飞机起飞后,没有回应地面的紧急呼叫。据当时万幸没有登机的林彪副驾驶分析说:当时飞机没反应,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讯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三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搭台的呼叫声,禁止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机械师的耳朵里。

飞机上没有反应,在当时还没有最后确证林彪集团的政变计划和叶群、林立果挟持林彪出逃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周恩来急忙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请示该做如何处理?

此时的毛泽东是伤感的,自己最信赖的人,并且已经确定为接班人的人却是对自己下黑手的人。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毛泽东淡然的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但是,林彪乘坐的飞机由于缺少燃料没有到达目的地, 就坠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了。

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10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抱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下去的幻想。然而,在周恩来的果断处理下,是共和国避免了一次劫难。

林彪叛逃并最终摔死在温都尔汗草原,最初的几天一直是封闭消息的,林彪虽然死了,遗留的工作仍然棘手,比如要层层开小口吹风,一点点增加人们的心理准备;对关闭机场、停止国庆庆祝活动等,大家也都非常敏感,必须作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已经向世界公布了中美联合公告,全世界都在翘首以待来年初美国总统的访华活动,中国政府怎样既要淡化林彪的身份,又不惊动国际舆论……这许多事情的处理都要使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审慎应对。

首先决定取消这一年的国庆游行和焰火晚会,使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决心的,怎么向全国人民解释,举行了20多年的国庆游行活动,说不办就不办了,这难免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疑问。但毛泽东还是决定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为了避免林彪余党可能出现的国庆破坏活动,毛泽东不得不审慎做出这个决定。

举行游园活动,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国庆节后,毛泽东病了,他承受的打击太大了。它的睡眠开始变得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1971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10月8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这一年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登临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一年一度的国庆集会、游行活动也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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