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重艺事，而艺人生在盛世，亦为幸事！亚栖其人生在唐时，又逢帝王好书，天下好艺者亦得其任用，御前写草书。即便地位不高，为艺驱使，那有何妨？唐人毕竟不如六朝人般清高，书艺为皇帝所喜，足够炫耀于天下者。亚栖诗歌毫不掩饰。其《对御书后》一绝，云：“通禅笔法得玄门，亲人长安谒至尊。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得意洋洋，眉飞色舞之情态宛然目前。明李晔《六研斋二笔》载，他曾书字于开元寺壁，笔势浓郁，为晚唐奇迹。然其书法吾并不以为高。亚栖写了篇《论书》，“凡书通即变”说，欧颜之类，都是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的。他说，不知道变的，都是书奴。但是黄庭坚毫不客气地说“草书书法坏于亚栖”，看来他的变，除了使当朝皇帝“悦目”外，也没有入多少后人眼。“变”有变坏者，“不变”有成功者。书皆发于心府，变与不变，皆来于心灵之动。辛勤笔砚之间，冥思苦想所得，不过外形之得。若真有所得，须有境界，且须境界统领外形。今有挣扎乞求形变者，而面目使人生厌，便是只有“行尸走肉”之躯壳，而未有安顿躁动躯壳之“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