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竟然是“道德崩溃”催生了甲型流感病毒？
——对胡奎文章《甲型流感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的一些困惑
甲型流感病毒到底从哪里来？
想必自打“H1N1甲型流感”被发现并传播一来，全世界的人们就都在思虑着这个问题了吧。一开始是将病毒的传播源归结于与我们日常嚼食息息相关的猪的身上，故曾将相关病毒取名为“猪流感”；后来发现，猪是被冤枉了——猪虽适合多种病毒的寄生（甚至可能是未来病毒发生变异的温床），但这次病毒的根源显然不是由猪而来得，于是便将病毒该称做现在这样一个颇具“专业性”的拗口的名字。而在这期间，有某国专家（应该是专家吧）发文指出，病毒是从某实验室泄漏出来的（乖乖，这可不是小事情啊！）；甚至还有人怀疑是某恐怖集团生化武器在起作用……
人类的想象力已经够强的了，没想到，胡老师的想象力更加强大，竟然将甲型流感病毒的产生和传播，与“道德崩溃”联想在了一起（见胡奎文章《甲型流感病毒到底从哪里来？》）。可能是缘于本人的不学无术，或许是我读胡老师的文章有所偏颇，反正我总觉得，文章这样的联想，实在令我感到困惑，无法理解。
当然，胡老师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名叫固班诺夫‧B‧B‧的俄罗斯社会生态学国际研究院的学者，确切地说，是这位固班诺夫发表在俄罗斯《生命与安全》杂志的一篇名为“SARS（非典）——不仅仅是病毒”的文章：“通过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实践，得出了独特而有趣的科学结论：病毒“实际上是一种载有精神道德方面信息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分才是我们了解的生物（物质）的方面。所以现代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的生物（物质）的一面，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我不知道这“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实践”是如何完成的，而且这样一个将病毒归结于人之道德的结论又是如何获得的（光谱实验吗？心理测试吗？心电图感应吗——实在无法想象）。且不论这样一种实验是“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对SARS在中国的流行进行了解释”令我有些忿忿之念（声明：我并非狭隘的爱国主义分子），单是胡老师在文章后面所列粗体的那几段文字，就足够令我或困非常的了——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用于“清理”的疾病，它们会由于本民族的“信息能量层”的不同而各异。那么如何才能摆脱SARS呢？对于这个问题，固班诺夫在文章最后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提高对“健康”实质的认识，努力“学会做人”。
不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不该做亏心事，而且也将对整个民族的恶行承担责任。
——我的老天哪，原来我们中国前几年出现的非典病毒，竟是我们国人的道德状况出了问题啊？！这可如何了得，敢情我们还欠有为非典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而向全世界公民进行道歉和赔偿的义务啊？！
我真的不知道胡老师写这样一篇另类的文章，到底是想说什么？但既然网站也作了推荐，想必一定是具有某种阅读的价值了？——咳，我真为自己不能获得这样一篇文章所传达的真谛而懊恼、而自惭啊！
不错，今天的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在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新的医药技术和医药品种越来越多的同时，人类的疾病也越来越多，诸如SARS、甲型流感之类的各种前所未有的病毒也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对于胡老师的这种困惑，我也曾有过，想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一定对头，也供讨论）——
一是我们的“错觉“所致：因为信息业的发达，使得先前原本不引人注目的事件得以广为流传，我们才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是以其自身的规律在运转着，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者，可能是现代社会技术发达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吧：比如药物越“先进“，其抗药性就越强、或者可能引出的新型病毒就会容易？或者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自身生存环境所造成的伤害也促使了人类疾病或者病毒的增多（这已经为人类所反思和警惕了）？或者还有其它一些人类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副产品”所至？反正一时半活儿也没有办法说的清楚吧。
第三种可能，是源于商业道德的败坏，某些集团利令智昏，先发明和制造出某种病毒，然后再因市场上对治疗药物的所需，以生产和销售相关的治疗药物来赚取暴利？！（这自然应当受到全世界的唾弃和谴责了！）
第四种可能就是比较可怕的，是对于恐怖分子生化武器所产生作用的怀疑成真（？）！我个人并不持有这样一种怀疑，也宁愿相信这只是我的一种瞎想。
还有一种可能，就剩下——或许冥冥之中我们正在为我们可能所造过的孽在还债？——这是一种玄之又玄的探讨，胡老师的文章我是没能读懂，也但愿是我没读懂。
胡老师在文章的最后有用粗体字写道：虽然我不是科学家，也无法用实验的方法去印证这位俄罗斯科学家的结论。但我宁愿相信它。当甲型流感发生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是怎样的道德崩溃催生了甲型流感病毒呢？
我宁愿相信它——这是为什么哪？我真的很想用小沈阳的语气问上这么一句。
戴越 2009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