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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消灭私有制的方式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们公社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加速运动”。1953年10月之前，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本来只是要求办好互助组，由于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当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便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农民土地要归公，“实行土地统一经营”，同时定下办合作社的数量指标。此后各地层层加码，你追我赶。当时出现了许多宣传口号，诸如：“单干就是犯法”、“不入社就是资本主义”。高压之下，大办合作社的数字突飞猛进。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随后宣布邓子恢所犯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许多持相同观点的高级干部被迫检讨认错，与邓子恢划清界限。入社的农户在几个月之内便由1690万户跃升到7000万户，农业合作化迅速取得了全面胜利。毛泽东欣然谓之：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
1953年毛泽东曾提出：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完成对私有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凭着他享有的极大权力和崇高威望，竟然于三年之内便提前完成了这一计划。由于“胜利”冲昏头脑，更由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堵塞了言路，毛泽东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了。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排除一切障碍，提前跨进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说：“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就是许多社合并为一个大公社。”毛泽东认为，“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据此，8月2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于是全国各地就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竞赛。
例如，当时河南省修武县制定了5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山东省寿张（属聊城地区，1965年撤消建制）县委订出了2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则决定“大战二百天，向共产主义过渡”。跑得最快的是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打算用20天实现共产主义。据中共中央1959年3月15日批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报告讲到：1958年10月中旬，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这个乡的党代表大会上宣布：11月8日就是本乡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可以各取所需。会议开完，党代表们就上街直奔商店，拿空了商店的东西之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走。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谁喜欢，就可以抱走。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能随便抱。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竞赛的最突出之点是大刮“共产风”。正如湖北省沔阳县委的一份报告所说：“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地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农民所说“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财产权。
当时新华社关于所有制的报道中，提倡“一切社（人民公社）有、全民所有”，“消灭私有制残余”，“交出全部自留地，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等等。
人民公社办公共养猪场、养鸡场，要农民无代价上交家禽家畜，农民的反抗措施就是连夜杀猪宰羊，放开肚皮吃，哪怕吃得拉肚子也在所不惜。
公社有权将这个生产队的卖粮款抽到那个生产队去，农民的反映是一首打油诗：“累了一身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生产积极性大受挫伤。
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不许农民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吃。到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已增加到391万多个，有4亿农民在公共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3％。“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这种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实际上是在罚勤奖懒。新华社1959年1月18日的一篇内部报道，对某县人民公社的此类状况作了生动的反映，即“三多三少”——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它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府；它对农民的强制力，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下达的行政命令，比原先政府机关的行政命令，实行起来要利害得多，也方便得多。因为农民吃饭在食堂，吃饭权操纵在干部手上。谁敢违抗命令，干部就可以剥夺他的吃饭权，让他和他全家挨饿，这可是致命的威胁。因此，剥夺私有财产、消灭私有经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中国虽然很少受到积极抵抗，它却遇到了广泛的消极抵抗——生产效率急剧下降、全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
由于“共产风”导致吃的是大锅饭，干的是磨洋工，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社会财富坐吃山空。从1958年到1959年，两年功夫基本上吃光用光，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1960年、1961年人口统计连续出现赤字。究竟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对于这么重大的国情，国家统计部门并没有对全国人民作出负责任的交待，有良心的学者倒是作了很有价值的调查研究。目前比较权威的资料是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5月号发表的
这四千多万人的悲剧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广岛、长崎所投原子弹当年杀死的是10万人，我们以消灭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共产风”的杀伤力比原子弹要大得多，大400多倍啊！
四千多万人死于饥饿，相当于当时两个加拿大的全国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主要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是4700万人。其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死亡2000万人，苏联的卫国战争死亡27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和平时期两三年饿死的人数，是八年抗战死亡人数的两倍，或者相当于当时中苏两国战死人数的总和！
全球有史以来数百次大地震灾难，导致死亡总数也不超过500万人，而我们一次饥荒死亡人数竟超其八倍。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而六十年代初饿死4000多万人，相当于在三年内神州大地每周爆发一次唐山大地震啊！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总是说，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其实早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明确指出：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共产风”、消灭私有制。
据北京《方法》杂志1998年10月号所刊《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对比考察了1895—1979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中华大地风调雨顺，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是百年未遇的好年景。也就是说，连“三分天灾”都不存在的风调雨顺之年却饿死了中华民族四千多万优秀儿女，面对这惨绝人寰的悲剧，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