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中国能够走出非左既右的二元悖论？

刘杰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改革，我所认为的正确道路

读的书不多，但喜欢读书。所读者，大多是社会，政治，经济之类。年纪虽小，但也喜谈民主，自由之类。因此，对西方民主之类著作多有涉猎。感觉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是发端于现代的思想，对自由的追求应该是所有思潮的共有目标。小异者，也只有具体语境与叙述的方式不同罢了。中国自五四以来，对自由、民主价值的理解与切身追求，虽经历起伏波折但至始之中仍在进行中。

余受国内高等教育已几近十余年，不自觉中养成了“国事天下事事事关系”的习惯，虽自不量力，但还是喜欢指手画脚。看来，已然造成知识分子的一身“酸腐”之气，但若此身始终保留知识分子“独立思想之精神”虽酸腐此身也无所憾。近来读书，常不觉掩书叹息：究中国社会当今一切问题之根源还在于民主不够发达。与室友聊，经常会问：“中国社会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曰：“中国社会发展目前最大困难在于社会发展之成果无法为大多数人所享有”。简单地讲，就是“分配不公”。而不在于什么“党建”，“吏治”之类。要想对实现分配公正，必然要对现有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而一个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国家公权力机构，其行为是很难代表非既得利益一方的。因此，我们需要各种声音都能说话。这样，民主思潮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时常受到青睐。

但是，民主思潮毕竟发端并成熟于西方社会，对于后发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其在引进、吸收、利用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太多的“不适应性”。这样的例子，经常在整个东、南亚国家中表现出来。而这些国家所表现出来的“乱象”常被国内反对民主的人作为反例而加以引证。他们常强调韩国议会，台湾立法院的“打闹”，对泰国街头的斗争嗤之以鼻，庆幸自己国家没有类似的情形。而他们忽视了这些国家议会的打闹背后却是社会的宁静，泰国街头的斗争不息却也代表了整个泰国社会不同集团的利益。他们关于利益的斗争在同一种规则下的显性化，不同之处在于所遵守的规则的程度而已。在我看来，泰国社会所要做的只需“要将街头的斗争转移到议会中去”即可，而断然不是国内某些声音所宣称的那样，因噎废食，走向民主的反面。

但是，确也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那些“不适应性”。在我看来，由一个从小经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小青年变成一个张开闭口“自由、民主”的愤青是非常容易的，而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却是难能可贵的。我这里，决不是中庸，而是认识到在此保持理性的难得。常感言，中国历史少有不是走着一条“非左即右”，在两种极端之间左冲右突的路径。大凡能够对各种极端都能容忍的那么一个社会一定是中国的盛世，这里我想只有唐朝或许依稀能够看到那么一点影子。中国自接触西方以来，就面临着如何在东西方取舍的问题。毛泽东的伟大与成功之处就在于较好的处理了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西方的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之处也在于此，他最终没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反对自由民主的人还会经常扛着民族、国家的大旗，他们惯于把自己塑造成民族英雄，爱国人士。他们鼓动着那些充满爱国激情但又缺乏理性的青年们去追随他们而一步一步自愿放弃他们个人的自由。平心而论，走着这一条道路的人确实需要理想与激情，因此他们看来总是那么充满激情，那么带有浪漫气质。而在这种激情与理性的驱使之下，最终他们大多通往了“奴役”，“集权”。

话到此，我不得不佩服波普尔们所提出的“零星的社会工程”，实际上它也类似于后来美国杜威所倡导并被我国胡适先生所追随的“实用主义”。零星的社会工程的一个起点是：人类的知识始终是有限的，知识的有限决定了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能力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制定什么蓝图，也就更不需要为了达到这些所谓的蓝图而强调集体的力量而去抹杀个人。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从现在做起，一步一步不断改善现有的社会，目的只要明天比今天好就行。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理性。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就像教徒们对上帝的虔诚向往一样。我们不能轻易的否认民主它作为一种增进人们自由的手段的重要性。当今的中国，不是民主太多，而是民主不够。如何以一种更为效率的方式，使得民主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开发结果，其实我们已经探索了100多年，而且还要继续探索下去。如何找到一种智慧，我想“零星的社会工程”可以提供启发。社会的发展不需要太多了蓝图与理想，他只需要人的自由一天天在增进。

写到此，我始终没有说明什么样的道路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我至少说明了某些方向不可行。若悍然给出了一条道路，我想它将使我这番言论意义全无。人类追寻的自由是有限的，但对自由的追寻却是无限的。

（作者刘杰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