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5月31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创作进行了多种探索,这篇短篇发表于九十年代初,这种叙事模式,也就尝试了一次,明显不怎么成熟,以后再也没用过。但这段故事,记录了那个年代真实的心路历程,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是值得咀嚼终生的。她的原名叫《情惑》,现改为《带着镣铐的初恋》,似乎更恰切些)

 

带着镣铐的初恋

(短篇小说)

  瞿旋

 

    这些年来,我一直思索自己到底有没有称得上是初恋的故事。我想倘若有的话,就应该从1974年9月9日的凌晨开始。这个开始虽然有些战地浪漫曲的意味,但有时事实本身的确要比虚构美丽得多。想到这个凌晨,我犹如发现了一条深邃通道的最佳入口,对驾驭这个故事充满了信心。

    为了使故事进行得顺利,我有必要交代一下相关背景。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R市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立的两派组织,又一次揭竿而起,分别占领了市府招待所和一旅社。招待所在东边,人们称占据这里的为“东楼派”,另一派就是“西楼派”了。当时全市绝大部分单位都停产闹革命了,许多人上了东楼和西楼。我按照自己的选择,义无返顾地上了东楼。两派叫骂打斗了近一年,今天你围他,明天他攻你,铁棍、石头、步枪甚至机枪都用上了。武斗愈演愈烈。

    那天凌晨,我们突然被“西楼派”包围了。经过一番激烈搏战,我们成了俘虏。被俘时,我的头结结实实挨了一铁棍,事后足足缝了九针。我们被押往一间房子。就在这时,徐萌看见了我。这年我18岁,她17岁。

    当时她是“西楼派”卫生员,头戴柳条帽,挎着卫生袋,很英姿飒爽的样子。她过来给俘虏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一眼便看见了我。先是惊讶一下儿,又嗔恼地说:“怎么弄成这样子?”好象是我把自己打成了这样儿。她给我上药。伴随着俯下来的身影,一种阳光般的暖意沐浴了我。

    对方一个武斗队员走过来,嘶哑着嗓子喊:“伺候这帮‘驴’干什么?烧包!”抡起铁棍就朝我头上打。徐萌起身呵斥:“你干什么?”伸手一挡。那人本能地使铁棍改变了方向,结果还是擦在了她手上。以后她对我说,当时她的手就肿了。还说:要不是我呀,你的头非开花不可!包扎好后,她坚持要把我送出去。我又指点了几个难兄难弟,跟着她,心瑟缩着穿过对方棍林棒墙,走了出去。

    我想使这个故事进行得坦诚一些。应该说我们一块参加工作的十几个少男少女,唯我是个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平时颇有些高傲和清高,徐萌当时的确没被我放在眼里。可这段战地佳话传开后,外界舆论和由此营造的氛围,就强制为我们铸造了一个爱情关系的硬壳。这就使这个故事继续下去成为可能。

两派战火平息不久,我忽略了至少两双哀伤的少女的眼睛,懵里懵懂地被挤进了这个硬壳。

    我们真正一次实质性的接触,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当时厂里早已复工。她是团支部委员兼图书管理员。一天,对我说我要借的书找到了。我跟着她进了图书室。

    图书室里很静谧。她大方地搭着双腿坐在阅览桌上,把一张椅子让给我坐。我一边掀着《反杜林论》,一边与她聊这本书。她好象对书不感兴趣,每每敷衍我的话时,就安详地抬了脸,眼光朦胧地看我。时间稍久,我感觉到,那安详里蕴满了引人遐想的意味。我察觉到她的脸肌丰满鲜活并且富有弹性,双颊溢出美丽的潮红。尤其是那双唇,周正地翕合着,从清晰的边缘线开始,隆起着悦泽的红润,犹如风擦过琴弦后留下了均匀的震颤。

    一些朦胧的信息在我心中的激荡。

    19岁的我,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对女性尽管可以产生无数恣肆的想象,可对她们的身体,绝对只能像面对女神那样仰慕和畏惧,认为任何对她们的触动,都应该归入流氓犯罪的范畴。可在当时,我竟然象一星落在磁场内的铁屑,全然失去了自制力,说不上是怎么开始的,昏头昏脑地就吻上了。

     那是第一次和女孩实实在在地接触,我们紧紧贴合,我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在懵懂的状态中,兴奋地吸纳着温软的肉感。尤其当我的唇与她的唇急促而忙乱地揉磨时,所有具体的体验都模糊进昏热的暖香中去了。

    慌乱地结束了这一切,甚至没来得及去回味种种细节,她脸微微一抬,眼晶晶一闪,冲我抬了抬下颌。我不明白她这是暗示什么,看着她。

    她笑嗔:“不到吃饭的时间了?你先走!”

    出门后,我感到浑身上下充满了内容。那不是激动,而是一种优裕宽舒的充实,如徐来的风慢慢鼓满了一具风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曲折性。当这个故事向下进行时,我或多或少从当时的空气中嗅到,一场厄运正扇着翅膀向着我们扑来。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1974年的对立中失败了的东楼派,马上又成为“四人帮”的爪牙了。

    我们厂持东楼观点的占多数,一无例外开始写检查。接着排列了十几个重点人物,我“有幸”名列其中。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这个故事。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除了用粮票、布票来保证饿不死、冻不死外,剩下的基本就是政治需求了。那时人人都是政治家。尤其是我,自会思考问题以来,就天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由共产党、毛主席驾驶的列车上的一员了。伴随着这列车隆隆前进的高昂的汽笛,我象一个气球那样,浑身上下膨胀着骄傲感,听到一篇慷慨激昂的社论就能感动得热泪盈眶。在1974年,我绝对是以水晶般的纯洁,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上了东楼的。怎么也想不到此刻会被甩出这列列车,并开始在不断的检查中,一点点剥蚀自己的尊严。那时,我心中唯有的暖点便是徐萌了。她与我关系的维持,无疑是对我人格和尊严的肯定。这几乎是唯一的肯定了。

    在我写检查的阶段,她还如往常,晚上经常走进我的宿舍。她并不耽搁我写检查。我伏在床沿上写,她顾自坐在床上打毛衣。这种情景,使我对写检查的记忆也有了一些温馨。她的腿很饱满,圆滚滚的,线条健帅。这使她在女性的柔媚里又有了韧的质感,魅力仿佛更坚实了些。她搭在床沿上的腿就平放在我面前。我写检查挖空心思寻词找句的思维,慢慢被这种魅力浸软了。我说“写累了,歇会儿。哎,你这毛衣是给谁打的?”“你甭问!该知道就让你知道了。”她性格一向很强,我已经习惯了,没坚持再问。我深知自己当时的兴奋点是在她的双腿上,情感春潮般泛滥起来。我撑在床上的双肘蠢蠢欲动,老想往她的腿上靠。我紧张着,边说话边调整自己的姿势,每调整一下,双肘就接近一点她的腿。我小偷一般感受她的反应。

    此刻我们不妨跳出故事之外,分析一下当时我的心境。其实,当时我意识深层的那种犯罪感,正如撒开的网,束拢着我的行为。但我分明感受到了她的反应:丰满的胸部如风中抖颤的绸布那般起伏,双颊洇上了红色。她照常打着毛衣,神态安详,输出着海绵般可人的亲和力,隐约着“接纳“什么的暗示。我的心终于松弛开来,胳膊实实在在地靠在了她的大腿上。那是我第一次在女性这个特殊部位体会神秘的丰软和柔韧。这应该是比接吻更进了一步的接触,心底缭绕着胜利的欣悦。当然,当时的我绝不会满足于此。她那个部位深处构筑的神秘,磁石般诱惑着我。可同时,心底深处站在犯罪边缘上恐惧,又如风中抖颤的树叶那样,给我发射着警醒的信号。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