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0日,来自中关村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与顾问赵慕兰前往硅谷参加一年一度的“硅谷指数发布会”。在硅谷,他们看见很多写字楼标着巨大的“FOR LEASE”字样等待出租,停车场空空如也。与往日的车水马龙大相径庭。听当地人说,出现经济危机以来,许多公司倒闭和裁员,失业的人由于交不起房租或月供,纷纷离开硅谷。
硅谷在经济周期性衰退中受到的创伤如那巨大的“FOR LEASE”一样不难看到。但是,每次危机之后,硅谷为自身的发展找到更理性的突破的能力不容忽视。眼下的经济危机,对清洁能源与环保技术的投资成为硅谷为实现复兴埋下的种子。2008年的硅谷指数显示,在大多数领域的企业都呈衰退趋势的时候,与这两个领域有关的投资和就业——从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到节能设备应有尽有——出现一系列和谐增长,其中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较之前一年猛然增长了94%,环保技术领域提供的工作岗位较2005年增长了23%。
在中关村,2008年的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作为中关村产业支柱的电子信息产业增长放缓,发展趋向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能源环保产业呈现持续高速增长、效益领先的发展势头。截止到2008年11月,中关村能源环保产业总收入1003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新能源与高效节能领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速32.3%,总收入近900亿元,7年时间增长了19倍。环保产业总收入达到124.6亿元,同比增长13.8%。
此外,每次危机之后,硅谷也能利用人才和技术迁移的机会,在全世界找到能够延续其产业发展的创新区域。中国大陆的中关村、法国的索菲亚科技园、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竹、印度的班加罗尔在发展中都存在着硅谷轨迹。在长期从事中关村与硅谷比较研究的王德禄看来,虽然这几个著名科技园在特定一方面都可能领先于中关村,但综合来看,中关村与硅谷的发展模式最为接近,特别是中关村与硅谷具有相同的创新精神实质和创新活力。
2009年,整个世界都在猜测经济发展下一个高潮会在哪里的时候,中国经济无疑是最大的亮点。来自台湾的成功创业者和橡子园创投投资人,被称为“硅谷光纤之父”的龚行宪先生这样说:“硅谷的情形不好的时候,硅谷华人可以利用亚洲的资源(主要指大陆和台湾),使得亚洲实际上变成华裔的腹地,这些华人回到亚洲做的非常成功。对最近十年来华人在硅谷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早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的时候,就有大量硅谷华人回中国大陆创业开拓,帮助一部分创业者成功的度过了低潮。例如橡子园创投的另一位合伙人王大成,就是在2001年开始登陆大陆的。
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高新区,中关村目前拥有企业数量近2万家,每年新创企业数量约3000家,在中国各级高新区中位居首位,其中符合“瞪羚企业”标准的快速成长企业超过2000家,连续四年新增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100家以上。中关村年技术交易额约占中国的五分之一,每年技术输出合同中,约40%流向全国,20%流向海外。 目前,中关村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生物医药产业和清洁技术产业为两翼的产业结构,高技术服务业在园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50%。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创新力量的不断凝聚,为中关村在经济危机后成为全球创新中心铺平了道路。
此外,政府推进区域创新中扮演的角色,中关村要强于硅谷。自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来,北京市、区两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支持性政策推进科技园区的发展,而硅谷则基本没有特定的地方政府力量的协调推进。硅谷40个城市基本每个城市都实行独立管理,在一些需要统筹发展建设的方面很难统一,他们也曾希望通过州立法设立一个政府部门来推进硅谷交通建设的整体统筹,但却没有通过。在王德禄看来,“中关村弱点是硅谷的优点,硅谷弱点是中关村的优点”。
在硅谷停留的十几天里,王德禄和赵慕兰走访了很多在硅谷创业的华人,从而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硅谷的华人企业家,开始为创业在国内奔走。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中国是当前经济危机逆势中的亮点。在硅谷,正有越来越多成功人士流向中国,其中也包括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王德禄在硅谷接受《世界日报》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正成为硅谷人才和投资的“腹地”,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应积极抓住机遇,更应主动出击。现在正是回中国创业就业的好时机。国内有良好的创业机会、与美国同步的科技思想、是现时最好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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