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吃人与进步

    很不幸，近代以来，儒家学说被当作了中国落后、失败的替罪羊，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对儒家学说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鲁迅先生的“吃人”论。《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也同意。问题在于，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大道废，有仁义”，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专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失、穷人的人权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的历史！吃人与被吃是从出现私有制起的“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东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如果不指出人类文明史的吃人性质，即剥削压迫性质，不指出战争和贸易、权力和资本、刀剑和货币是两大吃人的基本机制，那么，单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最后就会单方面否定中国历史、肯定西方历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西方“吃”中国！

    为什么东西方的文明史都是剥削压迫史？因为最深层的历史动力是人的自利性。追逐自身利益、家庭利益、部落利益、国家利益，客观上必然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阶级分化。正是自利性使私有制得以出现并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正是自性利推动着战争和贸易。自利性既推动着技术进步，也推动着两极分化；既推动着经济繁荣，也推动着集权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吃人”和“技术进步”恰恰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人的自利性。亚当·斯密强调了市场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面，鲁迅先生恐怕看到了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的剥削压迫性。不幸的是，此后人们看中国历史，只看剥削压迫性；看西方历史，只看其进步性，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事实上，论技术进步和社会繁荣，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超过西方；论剥削压迫，西方近代史的开端是血腥的征服、杀掳和奴役，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西方古代史呢？罗马帝国崛起时，地中海周围的部落不是被赶尽杀绝，就是被掳掠为奴，或者是当了罗马人的帮凶。罗马帝国承平时，尼禄皇帝纵火焚烧罗马城以寻欢作乐，其专制和野蛮性又远胜夏桀、商纣！所以，非要讲吃人史，那么中国历史恐怕还是比西方温和一些，中国是可持续吃人，而西方是一次性吃人！如果不是中国的剥削压迫相对可持续，中国历代王朝社会绝无可能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延续达二、三百年之久才崩溃！

    严格地说，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和耶酥的天国，佛家的极乐世界，都希望消除剥削压迫，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孔夫子承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在人的自利性不可能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追求小康，承认社会分工和等级的存在，但要求“君仁臣敬”，讲仁义道德。这至少是希望抑制剥削压迫的程度，甚至还包含着消除剥削压迫的希望。孔子所谓的君，其实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供不应求时的供方，师生关系中的老师，父子关系中的父亲，上下级关系中的上级，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中药里还有“君药”之说，指起主要作用的那一味药），都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即君方。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每一处都有主导与被主导之分，即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如果每一处都是拥有主导权的一方利用自身优势，剥削被主导的一方，那么社会每一个角落就都会出现“弱肉强食”。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倡导的“君仁臣敬”，恰恰是要求在每一对社会矛盾中，主导方都要宽厚仁爱地对待被主导方，而不是刻薄残酷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优势。只有这样，社会才真正的文明可言，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也有才人类之间的友爱可言。事实上，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公务员拿平均工资，这实际上是要求“君仁”。毛泽东经常强调，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翻译成孔子的语言就是：君如果仁，臣必然敬。可惜的是，孔子没有学会现代社会的语言包装术，不懂得迎合群众心理，不是空泛地提倡爱、博爱、兼爱、爱心，而是针对主导和被主导关系的存在，设计出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结果，遭到那些高举博爱的大旗，却捂紧钱包和权柄的肤浅庸俗之徒的歪曲、阉割和嘲弄。

    也就是说，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希望使“善”成为历史前进的主动力，降低自利性带来的剥削压迫程度。孔子的历史观恐怕是善恶斗争史观。这种善恶斗争史观高扬善、鞭挞恶，在客观上会使促使人们尊崇道义、弘扬正气，使暴力和欺诈、剥削和压迫程度减轻。然而，近代西方的历史观是“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曼德威尔、斯密、洛克、黑格尔、马克思都是这一历史观的阐述者。马克思还把这种恶的进步史观进一步概括为唯物史观。正是在这种历史观下，剥削、压迫、奴役、杀掳、掠夺，都成了促进历史进步的动力，客观上使西方社会的剥削压迫程度加深。这是马克思理论内在悖论。如果恶的力量会推动历史进步，推动历史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那么还要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理论干什么？如果美洲本地人的灭绝、非洲黑人被奴役、印度和中国被掠夺，都是历史进步的代价，那么马克思凭什么声称自己站在被剥削压迫阶级、被剥削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更进一步，谁欢迎这种以恶为动力的唯物史观？难道不是各社会的统治阶级吗？谁欢迎善恶斗争史观？难道不是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吗？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认为，善恶斗争史观是唯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