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上，我感到，近代西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幼稚班。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工业革命，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们视野狭窄的历史观强加给了西方社会。西方思想界将这种商人历史观传播到全球各地，又成为西方商人对全球殖民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抽象地说，人人都反对权力即真理，财富即真理。但当人人都处于某种同一来源的权力或财富的笼罩下时，很难有人能够分清楚财富和真理的关系。就这样，幼稚班阶段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浪潮，吸引到大批信徒。相反，中国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原却少有人涉足。

　　    所幸的是，这种商人历史观在西方也开始遭到质疑。卡尔·博兰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弗尔南多·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杰奥瓦尼·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纪经济的发展》，正在还原西方和中国的近代经济史，把市场和商人放到社会系统的真正位置上。在方法论上，热力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动态方法论正在取代牛顿力学的静态方法论。二十世纪的实践则使右翼的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的社会革命理论都遭到重挫。这样，十九世纪形成的以商人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社会科学大厦的地基被根本动摇了，轰隆隆的坍塌声正在传播开来。

　　不过，本文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又一次新的西学东渐的结果。对西方学术界的上述新动向，我也是近一年来才逐渐熟悉。但我对价值规律的反思，对历史进步论的反思，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反思，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则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写完《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后，我重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史，逐渐贯通了逻辑与历史，又适逢《白银资本》在中国出版，有力地增强了我的信心，遂成此文。

　　当然，相对所涉及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一篇三万字的短文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在多次与朋友们讨论后，我感到，与其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皓首穷经完善思想，不如抛砖引玉，使新思想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互动，在批判和辩论中成熟或消失。当然，我会继续参与辩论。对此，我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