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杨红樱来电说最近有人在清理作家捐款事情，我的名赫然在上，若拿不出凭据，肯定是要被天下人耻笑。所以，马上找。事隔一年有余，一张小小纸头，真担心找不到。但还算运气好，找到了。现张挂在此，不是炫耀，是证据。

 

有文章直指杨红樱虚假捐款，关于这事情我是当事者之一，出于对朋友和募捐事宜的负责，我要澄清一下。我足可宣称，杨红樱的二十万款肯定是捐了的，我见过发票，跟我一模一样的。她比我还早捐几日，记得那天正好是我、阿来、杨三人为“灾区乡村小学重建行动”聚会，杨迟到了几分钟，就是因为中途去银行划款。

 

有凭有据，有记忆，所以我敢胆作证：杨红樱捐款二十万，决非虚妄。

 

至于文章中说到杨红樱牵头发起“重建行动”，有非法募捐之嫌，这也与事实不符。这件事我虽然一直在幕后，但要说最初起头还在我。事情是这样的，地震时我在成都，单位组织捐款，我原本准备捐五万，在去捐款的路上，听车上的广播，听到灾区严重的灾情和全国人民纷纷为灾区捐款捐物的报道，一下子感染了我，当即我给十一岁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我从儿子出生那一天起，每年生日给他存一万元钱，计划存二十年，算是给儿子将来的创业基金。我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捐给灾区，跟儿子商量，儿子爽快地同意了——不知是出于觉悟还是无知。到银行取款，连本带利有15万零几百元，我取了15万。

 

就这样，我拿了二十万，决定捐给灾区。

 

二十万对我来说却是个很不小的数字，取了钱以后我也一度犹豫过，我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强大的理由。我甚至给好几个朋友打去电话，征求意见，一小半支持，一大半反对。反对者认为，我儿子还小，对这笔捐款他未必能懂其中的意义，我在数字上过于高调可能也容易引人非议。但我最后还是一意孤行，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只为一种心情。今天想来当时确有些冲动，但人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冲动，我看也没什么求意思。所以，我至今依然欣赏当时的冲动，我甚至感激自己还有这份冲动。

 

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再一次冲动不足为怪，但后面的这一次冲动就不值得欣赏了。也许是因为我太在乎这笔钱吧，当时我有个想法，希望知道这笔钱将来的去向和用途。单位负责捐款的人无法告诉我，让我自己跟红十字会联系。我跟他们联系，他们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也许是捐款的人太多了，也许是我的要求过分了。总之，我得到的答复不但是否定的，而且是冷淡的。于是，我又冲动了，一气之下我把钱扔在车上，回家了。

 

5月16日，我和阿来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去北京搞义卖签售活动。因成都机场忙于转运救灾物资，客运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开车去重庆搭机，一路上我谈起我的“捐款冷遇记”。想到阿来名大，这次地震又发生在他的家乡，我建议用他的名望为家乡做点事。谈着谈着，来了劲，我们想能不能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一个倡议，邀集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从成都到重庆的路上，我们俩轮流开车，分头给各自的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非常响应，令我们非常感动和来劲。

 

接下来，阿来与阿坝教育局领导联系，我们提出，对我们募来的善款是要专款专用，还要接受我们的监督和管理。对方并无异议，便达成了相关协议。虽然是口头的，但至少有了一定基础和保证。后来，我们还联系上杨红樱，她当即表示捐款二十万，加入我们的行列，与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发起人。这样，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的信心和力量。

 

大致经过就是这样，可见，说杨红樱“牵头”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杨红樱是被我和阿来“请”进来的。

 

今天这件事情被质疑，我有几点感想：

 

1、质疑得好！

 

首先说句大话：证据在手，我们不怕被质疑。其次，说句小话：有些事也许真该被疑问一下。因为毕竟是发起人之一，在将近几个月时间里，我曾接触了不少响应我们这个活动的作家、艺术家，确实有人嘴上说得当当响，要捐多少捐多少，搞得我们一时兴奋不已，但最后是有名无实，说说而已。由此想来，我想假捐款的事情可能真的存在，质疑一下也好。

。

2、幸亏当初谨慎！

 

可以对天发誓，做这件事肯定不是想发“国难财”，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特别的心情，想做点善事，要个心安。但毕竟是沾钱的事情，很敏感，怕落下是非，哪怕是猜测性的是非。所以，一开始我们仨就达成协议，个人不沾钱，所有捐款直接往阿坝教育局基金会的帐号上打，对所募款项我们只负责监督使用落实情况，个人不参与使用，以免被猜测“拿了回扣”。今天看，我们当初的谨慎有了回报。

 

3、为阿来鸣不平。

 

我说质疑没错，但别怀恶意。文章中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是恶俗，就是故意隐姓埋名地指出：发起人当中有一个人是阿坝教育局员工的亲属什么的。这无疑指是阿来，阿来老婆是阿坝教育局的员工。那么请问，闪闪烁烁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怀疑阿来（还是我们和阿来联手）“藏猫猫”？天地良心，我觉得阿来会气昏的。

 

说实话，现在你有钱想去灾区援建学校是很困难的，因为政府有统一管理和规划，像我们这点小钱要没有关系就等着吃闭门羹吧，阿坝教育局所以愿意接受我们这笔小钱，就因为看阿来与他们有点“私交”，想不到吧？

 

再说句老实话，看上去我们做的是一件你好我好的事，其实你去做了就知道，当中的麻烦和困难多了去！而这些麻烦困难最后都落在阿来头上，因为他跟当地熟啊，他出面办事好办啊。我记得，半年里阿来为这事跑了三趟阿坝，每一次都是自己开车（私家车）。那时汶川的路尚未修通，去阿坝要从雅安绕道走，一开就是十来个小时。有一次说好了我要陪他去，但一听要坐这么久车，而且都是山路，我的腰不好，只好临时退怯了。去年十月，我和杨红樱都离开了成都，所有的大小事他更是责无旁贷地一个人担当了。对这样的人，做这种事的人，我们说三道四岂不叫人心寒？

 

我想不论是阿来，我，还是杨红樱，都不至于没出息到这个地步，要靠发“难财”去挣钱谋利，我们也不需要以此来沽名钓誉。我们不过是身在灾区，在一种非常时期产生了一种非常的心情，自以为可以为灾区做点事，然后去做了，仅此而已，别无他意。坦率说，做了以后才发现事情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但不行，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咬着牙做下去。事实上，即使咬牙了，最后也很难像我们开初期待的一样完美。

 

我在想，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喜欢审判别人，而不喜欢反躬自省？是好玩吗，还是使命所然？我想，什么时候我们养成了把审判留给自己，把原谅和宽容送给别人，也许我们的人生之路才可能越走越宽敞，越走越温暖。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摘录广州朋友于2008年6月17日发来的一份响应我们行动的捐款明细名单：

 

      谢有顺：33000元（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5月28日从广州汇出）
　　  黄应秋：20000元（作家，《东莞日报》文艺部主任，5月27日从东莞汇出）
　  　林馥娜（笔名：林雨）：5000元（诗人，现居广州，5月26日从广州汇出）
　　  吴小刚（笔名：李约热）：5000元（作家，《广西文学》编辑，5月27日从南宁汇出）
　　  罗徯晗（笔名：徯晗）：5000元（作家，现居广州，5月27日从广州汇出）
　　  陈　菲：20000元（作家、律师，现居广州，5月29日从广州汇出）
      林  岚（笔名北北）：10000元（作家，《中篇小说选刊》副主编，5月29日从福州汇出）
      申霞艳：6666元（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副教授，30日从广州汇出）
      周景雷：10000元（教授、博士，渤海大学中文系主任，6月1日从辽宁锦州汇出）
      黄  灯：5000元（博士，广东金融学院中文系副教授，6月2日从广州汇出）
      张悦然：20000元（作家，现居北京，6月3日从济南汇出）
      吴  君：10000元（作家，现居深圳，6月3日从深圳汇出）
      舒  婷：30000元（诗人，厦门市文联主席，6月10日从厦门汇出）
      夏泽奎：1000元（作家，6月2日从广东顺德汇出）

 

还有一部分捐款者的名单，由于我在乡下写作，手头没有资料，只记得一些平时熟悉的，比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脚印、杨新岚、作家冯晓虎、海南的诗人王小妮、广州的作家侯虹斌等。

 

朋友们，感谢了！

被我的记忆遗漏的朋友们，请原谅了。

 

补记:

看来还要做个补充，有人在质疑我：为什么在文章中“浩称”已募到近千万？我很乐意回答。事实上，这又说到了我们做这件事的曲折和困难。阿来在博客中专门说到了，在画家刘家锟的引荐下，有广州某公司基金会一度介入到我们这个行动中，广州公司和刘家锟及助手也曾专程到汶川考察，并与有关领导见面洽谈。有一阵子，这个项目已经谈成了，达成的协议是：广州公司投资800—10000万以我们这个行动的名义建一所镇中心小学，交钥匙给我们，我们再把募来的七十多万元款建一个图书馆，最后交给当地政府。协议达成后，我和阿来专门在蓉锦一号喝了一顿庆贺酒。后来不久我离开成都，这事流产了我也不知，直到看了阿来的博文（看文章可见这事让阿来很郁），才知这事已经泡汤。其实，类似哭笑不得的事时有发生，总的说开始大家热情比较高，关心的人多，记得我们刚启动这个行动时，第二天就有一家外资公司口头答应给我们400—500万现金，至于几十万的更是多了，至少在两位数之上。有的还是我和阿来平时常来往的“好友”。但是后来践约者实在少，个中辛酸旁人难以猜度。有两位“好友”就因此成了我和阿来不交往的人。如果有人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是有名有利、很开心快乐的事，我建议你以后不妨试一试，我个人愿意把这份名利和快乐转送于你，即使你是个不受我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