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假捐款”的事已经说够多了，自己都觉得无趣。有人说，解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包括我们）说了那么多，说明我们是够软弱的。但现在看来我还得继续软弱，要做个“续篇”。因为有人在质疑我：为什么我在文章中“浩称”已募到近千万？（此文就在本文博客上，详见《传递爱是人间的最真》）

我很乐意回答。

事实上，这又说到了我们做这件事的曲折和困难。阿来在博客中专门说到了，在画家刘家锟的引荐下，有广州某房产公司基金会一度介入到我们这个行动中，广州公司和刘家锟及其助手也曾专程到汶川考察，并与有关领导见面洽谈。有一阵子，这个项目已经谈成了，达成的协议是：广州公司投资800—1000万以我们这个行动的名义建一所镇中心小学，交钥匙给我们，我们再把募来的七十多万元款建一个图书馆、电脑室，最后交给当地政府。协议达成后，我和阿来专门在蓉锦一号喝了一顿庆贺酒。后来不久我调离成都，这事流产了我也不知，直到看了阿来的博文（看文章可见这事让阿来很郁闷，这大概是他懒得跟我说的缘故吧），才知这事已经泡汤。

刚才打电话问阿来，广州的事流产为何不告诉我，他答：这种扫兴的事有什么好说的，忘记这些吧，我们别自寻烦恼了。

是的，扫兴的事人们本能地想“眼不见为净”，因为说意味着他也要重新面对。其实，类似哭笑不得的事我们已经面对太多了，正因此当“协议”达成时我们要喝一杯庆贺，当“庆贺”又成为泡影时，你是不是会有种无话可说的感觉？

总的说，开始大家对我们的行动热情比较高，关心的人多，记得我们刚启动这个行动时，第二天就有一家外资公司口头答应给我们400—500万现金，至于几十万的则更是多了，至少在两位数之上——有的还是我和阿来平时常来往的“好友”。但是后来践约者实在少，个中辛酸旁人难以猜度。其中有两位“好友”就因此成了我和阿来不交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