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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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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为《新经济导刊》制订编辑计划时，将6月号选题的关键词定为“夯实内需”。 在这个危机与反危机的语境下，时间往往变得敏感。而这期杂志的出版恰恰意味着2009年即将过去一半，如今经济复苏到了哪一步，内需之基究竟夯实得如何，萧条期还将持续多久？对这些问题，人们需要一份答卷。 单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经济形势有了积极变化：GDP同比增幅6.1%；其中，消费、投资两项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百分点)分别为4.3和2.0。不过，“行百里者半九十”，内需远未提振。 学界普遍认识到，这次经济萧条之于中国，本质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过去二十年，国内消化不了的产能一度有美国廉价接收，成为两国经济繁荣的要素，然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购买力下降，哈佛教授弗格森所说的“Chimerica”(中美组合)链条随之断裂。危机，一经触发，变为现实。 对积弊已久的内需之困，秦晖先生近期撰文指出，其背后存在“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他以去年岁末在东莞经历的一场有意思的争论来说明问题—— 争论中，吴敬琏提出“价值链”问题：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一双鞋出口价10美元，在美国终端市场却卖90多美元；我们只得到价值链的12%，太亏了！ 然而，一些代工制鞋老板根据切身体会，用“利润率”来质疑：你以为国外品牌商比我们好赚钱？合作的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我们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有20%…… 观此，秦晖一语道破：显然，吴老和代工老板讲的是两回事，一个谈的是价值链，一个讲的是利润率。 真相只有一个：美国人尽管拿到价值链上88%的增值，利润却由分散在物流、几级批发、零售、广告、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诸多环节的大量从业者分享。这是除了美元霸权因素外，他们的消费之所以强劲的来由。不同的是，中国在价值链中虽只占12%，但利润高度集中——用秦晖原话来说，“老板赚钱很多；国家拿走的更是一个大头，当然不只是税收。” 中国经济，倘若无法进入“共享式增长”的轨道，内需会是无源之水。 |
经改模式
历经了30年激荡，尤其遭逢了2008年“金融海啸”冲击，在驶入2009年后，中国经改的巨轮将会何去何从?
不妨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彼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信贷政策大量向农村私有制经济倾斜，二是默许私人资本信贷进入农村服务产业。而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扶助私有经济的政策发生转向：在显著提高私有经济获取贷款资格、条件的同时，改变了以往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农民兴办乡镇企业的政策，农业贷款变成专款专用，只能用于发展农业。
如果说80年代中国经改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90年代，改革重点转移到了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这一递变过程，实际上是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营经济a向扶持国有经济的转化，前者以“浙江模式”为代表，而后者的典型就是90年代出现的“上海模式”。
与上海模式相比，浙江模式是中国最具有企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二者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
在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个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此时期共有1亿4400万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200万人。
在政经观察者看来，这正与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两种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甚远。
90年代农村经济缓滞，促使成千上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任何企业决策者都会做出类似决定：牺牲研发，而青睐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与此同时，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国内市场消费疲软，推动中国逐渐走上严重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道路。
所幸的是，中国正在逐步纠正90年代的上海模式之弊，试图回到80年代的浙江模式，比如废除农业税、免除和减少了农村学费和其他教育、医疗费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审议通过了农地新政……由此，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正缓慢回升。
时下刺激消费的落脚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关键动力，非潜在的广大农村市场莫属。而中国要想真正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必须着力扶持中小民营企业，有效激活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