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已经尘埃落定，结果虽然不能说令人满意，但是，网民们的斗争至少还是获得了部分成功。我相信，任何廉价的“大获全胜”都不可能具有积累性，真实世界的成功总是需要积少成多的。

不过在思考这个案件时，我还是觉得有些“心堵”，因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强奸未遂”居然成了“强迫陪其洗浴”。所以，几天前我写了“告别强奸未遂时代”一文，但过后感觉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案件中的女性受害者似乎真的没有语言和词汇可以用来表述自己所受的伤害。她们无法用语言来讲述自己的遭遇，因为女人是没有自己语言的人。

“强奸”这个概念是一个男人的概念，女人即使被强奸了也根本无法独立驾驭它。一个女人被强奸的遭遇，只能通过施暴男性的最终行为来定义，无论对方如何违背你的意愿，甚至剥了你的衣服，压迫在你的肉体之上，只要他还没有最后插入甚至最终在你体内留下作为证据的精液，你都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是被强奸或强奸未遂。在此过程中，女性的尊严、意志、情感仍至肉体所受到的侵害通通与强奸无关，她们甚至根本就没有一种语言可以把这一切表述为“伤害”。不就是要你陪他洗个澡吗？不就是要你陪他睡一会觉吗？最多也只是硬要你跟他做个游戏（“躲猫猫”）吧？

现代女性主义运动最痛恨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男性文化”的基础之上。她们甚至无法批判这种现代文明，因为用来进行批判的语言也不能不是“男人的语言”。现代女性主义所希望的是建立一种“女性文化”，这种最初是由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来的“乌托邦文化”至今依然还只是海市蜃楼。

学术界大多是受G.Frisby的影响，把齐美尔视为诊断现代性的社会学家，不过在我看来，他却是一位总是在那些能够感觉到却又无法表达的东西中寻找乐趣的思想者。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总是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却又没人敢说他思想不深刻。

齐美尔是一个非常有女人缘的学者。如果说在韦伯在他的个人成长史中父亲作为男性世界的象征在他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么齐美尔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就几乎都是女性，早年丧夫的母亲和姐姐们，简直是个德国版的“贾宝玉”。在大学里任教，尽管老是评不上教授，可是却特别受学生欢迎，尤其是女学生都围着他转，以至于他最后的遗作还都是由他的女弟子来整理出版。在交际圈里，齐美尔自称是“女性的忏悔牧师式的朋友”，但难免也会“卷入无法收拾的恋爱关系中”，甚至还不小心与“红毛情人”康特洛维奇生下了一个私生子，痛心疾首地觉得对不起自己漂亮而妒忌的妻子。其实齐美尔并不漂亮，个子甚至比她妻子还矮小。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娜曾不无调侃地说，“对于像他那种富于精神机智的人而言，外表又有什么意义呢？凭着头脑的敏锐和温和热情的性格，齐美尔俘虏了许多女士。”

其实“头脑的敏锐和温和热情的性格”的人多了，没见着都跟齐美尔似的有女人缘。齐美尔吸引女人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懂女人，并总愿意替女人说说话，哪怕都是些说了也没用的废话。

比如，常人都知道，“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但这话到了齐美尔这里就变成了一种需要解释的“学问”。他说，理性是什么？是用于综合感性材料的心理能力。纷乱复杂的外部世界刺激着我们的感官形成种种感觉材料，这些感觉材料一旦无法平衡以形成一贯的体验时，理性就开始工作了，它的任务就是综合整理这些感觉材料。当人们用理性来处理这些材料时，只是用大脑去知悉，而无视身体的感觉了。换言之，这种理性运作完全是“内部活动”，它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不过人们相信，这种“内部的”理性运作会通过综合感觉材料来告诉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事情。

然而，现代社会开始产生麻烦了。齐美尔以现代都市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于是，上述过程整个地颠倒过来了：理性运作不再是原来的“内部活动”，而是外化为“现代人类都市”，在合理的无生命的城市里，到处都是合理的无表情的“城市人”。城市，就是“看得见的理性主义”。城市，就是现代理性主义在外部空间上描绘出来的一幅自画像。

于是，理性不再是去综合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相反，我们不得不去感觉外部的理性世界，即我们“理应如此感觉”的那个世界。这个合理的世界挤压了我们原有的感觉，于是我们不得不在楼道邻居的嘈杂声中去倾听那根本不存在的小鸟鸣啭；不得不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去拼命感觉身体还未与他人接触到的那些部分；不得不花大价钱跑到人烟希少的荒山野岭去寻找自然感觉，因为在大都市里，我们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都已经不再可能平衡，我们的神经正经历着合理性的严酷考验。

“男人是理性的”，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笼罩在理性主义的阴霾中，世界是男人的！那么女人呢？就像感性一样，被挤到了世界的边缘，除非像男人一样（如某超女），否则这里是不会有女人的立足之地的。

“女性文化”何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