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后”学的流行，对现代性的反思似乎已经成为时髦。这种反思工程在中国虽然启动得比西方要稍晚一些，但在世纪之交却也显得越来越蔚为壮观。说来也颇有点讽刺意味，对于现代性研究的兴趣不仅没有因为“后”学的出现而被“后”掉，恰恰相反，“后”学的挑战促使现代性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出现了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这样一些鼎鼎大名的思想家。当然了，与上一辈的现代性思想家相比，在“后”学语境中思考并捍卫现代性的思想家对现代性更多了一种反思的态度，即使那些旨在捍卫现代性规划的思想家，也是在直面而不是回避“后”学挑战的前提下重申现代性的价值。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他们都同时对现代性与后代性持反思批判的立场。哈贝马斯在坚持启蒙基本规范的同时也反思了现代性的缺憾，倡导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强制普遍主义到历史普遍主义的范式转换。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几乎一起陷入困境的时代。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于启蒙主义与现代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提出了激进批判。虽然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在“后”学的基础上无法建立文化价值系统，甚至无法达成政治与道德的基本共识，但是任何捍卫启蒙现代性基本规范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在回避、无视“后学”现代性批判的前提下死守现代性，这是当今西方有影响的现代性捍卫者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比如沃林在他的《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理论宗旨概括为“关于启蒙运动的启蒙”，他指出：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已经向启蒙运动的文化遗产提出了强大挑战，这些遗产包括：政治自由主义、工具理性、自我设定的主体性、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沃林的政治与文化立场明显偏向启蒙主义，但他捍卫启蒙主义的方法却不是简单地回避后学的挑战，或以非反思的态度全盘维护启蒙的一切设计，陷入“启蒙拜物教”；相反，沃林指出：“只有通过对启蒙箴言在历史上流产的方式作出不断的反省和内在的批判，才有可能把开明达观的批判精神——被道德家、学者和启蒙运动者等等英雄主义地发扬光大了的那种精神——重新统一到原来的乌托邦冲动中去”，或“通过反省启蒙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以促进启蒙的积极观念。”（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23页）
“后”学对于现代世界的一切规范性、普遍性的陈述（比如关于普遍理性、正义、自由、价值、意义等）都提出了空前的挑战，而这些陈述正是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特征。对于这套话的警惕与批评并不是毫无缘由的。毕竟，现代极权主义常常借“普遍主义”的名义大行其特殊的利益或权力。换言之，普遍主义或本质主义的价值判断总是存在被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的危险。但是“后”学的挑战依然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并且最终无助于铲除极权主义。因为如果彻底抛弃一切规范性、普遍性陈述，那么，一切价值判断，乃至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批判，都将是不可思议的。假如把福科等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贯彻到底，假如一切真理或正义的陈述都是一种与权力相关的话语建构，世界上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之分，那么，除了为夺权而夺权以外，我们又有什么更高的理由去谴责历史上或现实中的强权与压迫？这就是“后”学在激进的姿态背后所包含的保守倾向，也是它的危险性所在。
我们这个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强调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的相对性，普遍主义话语越来越被视作是“总体性”、“普遍性”名义下话语与政治暴力或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假如全盘抛弃关于这个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实质性的善恶判断，我们如何能够避免陷入极端的相对主义与犬儒主义？这是摆在当前任何一个严肃思考人类文化价值问题的学者面前的严峻的、必须回答的问题。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点像“对犯错误的忧虑产生了对知识本身的不信任”。
比如罗蒂实用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策略是“反对关于普遍而客观的价值的所有断言”，而这个策略的一个“逻辑后果”，就是“采纳了某种彻底的相对主义”。罗蒂对相对主义的倡导有其合理性，这即是倡导宽容。但是“宽容”为什么不是相对的呢？难道一切都值得宽容吗？我们是否能够形成基础主义的普遍原则或“历史地建构的普遍性”（凯尔纳语）？这实际上正是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等人的努力目标。因为传统的基础主义与彻底的相对主义（彻底放弃普遍原则）似乎都会被证明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可怕的。我们是否可以一方面坚持正当地谈论某种普遍的价值—比如人权、自由、理性、宽容等，同时又不陷入形而上学或普遍主义？在现代性的捍卫者看来，只有采用某些“普遍标准”，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公共辩论与推理，也才能进行价值判断，才能有理由去遣责“不义”。比如对于世界上某种非人道的习俗、行为的遣责或干预是否有正当的理由？依照某些“后学”的极端反本质主义与极端相对主义，当然不能有。因为首先，任何为正义进行辩护的基础在这里都被剥夺殆尽。假如某人来自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在那里（从多数派的利益出发，或者为了维护政治秩序）迫害少数派和禁止言论自由被看作是“好的”，那么，从文化相对主义角度看，我们对之只能听之任之。因为任何习俗都取决于具体且不可通约的“语境”，不存在任何超越语境的普遍规范，因而无法作出任何有效的价值判断，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再比如利奥塔的后极主义伦理学。出于对于元话话的极权主义倾向的警惕，利奥塔认为“正义”、“公正”就是允许多重语言游戏维持其各自的差异状态，就是承认所有语言游戏都是同等有效的。这是否这意味不可以断定某些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是不道德、非正义的？假如所有立场都被断定同等有效，那么我们似乎就被剥夺了作出实质性的、有意义的道德判断的根据。利奥塔的错误在于：把“基础”“标推”（元叙事）与极权等同起来，于是得出结论：所有标准都潜在地是极权主义的。假如所有的语言游戏确实是平等的，我们在什么基础上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决？利奥塔是后现代中极少数谈论“公正”问题的人之一，但是我们可能在拒绝赋予“公正”以一个确定的、准基础的、准元语言学的地位的前提下有效地谈论“公正”问题吗？
在现代性的捍卫看来，不能像后学那样把形而上学问题与“价值”、“思想”或“理性”问题等同，抛弃形而上学不等于放弃理性或价值，“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里，我们将如何去确定真实的事物、有意义的事物和好的事物，即我将如何去决定对我们而言是真正重要的事物。纵使在基础主义的谬误得到克服以后，这些论题和问题也不会简单地销声匿迹。”（沃林语）而且正因为我们已经抛弃了形而上学与基础主义，抛弃了追求“终极根据”的“本体神学论渴望”，通过争论与谈话以确立意义与真理才显得更加迫切。我们并不是只能在绝对主义、基础主义（只能有一种绝对的真理与价值）与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放弃一切真理与价值）之间进行选择。
极端的反基础主义与反规范主义的危险性与保守性在于：他们认为权力是无处不在的，本质上不存在权力的合法实施，并且，那些对抗权力的人在其与权力的斗争中也彼此分享那种权力。如果世界上真的没有真理而只有不同的谬误之间的斗争，那么所谓的真理不过是那个获得了胜利的谬误而已；假如真的一切都只是权力之争，那么这只能导一种本质上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犬儒主义。
这正是许多现代性的捍卫者对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的批评。福科始终对历史上深受权力之苦的人表示同情，但是假如如他所主张的那样，对正义、真理的思考在我们的政治决断和选择中真的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么，对政治的参与，在终极的意义上除了是一个“策略”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如果我们彻底采用尼采式的犬儒主义态度对待正义、公民自由、正当秩序等，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一切不过都是权力斗争而已。这样，我们离开那个“暴力的、专制的、甚至血淋淋的独裁统治”恐怕不会更远而只会更近。如果不存在为了正义斗争只存在为了权力斗争，或者说得更干脆一点，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正义标准，只有关于“正义”的话语，这种话语（依据福科）说到底也不过是权力而已。那么我们实际上就重新退到了一个没有道德的世界，在那里强权取得了胜利，或者应该取得胜利。
这样，后现代主义的犬儒主义就导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政治存在主义。任何解放都将是虚假的，“我们大家所能期待的是，一套典章制度和控制将为另一套强制似的典章制度和控制所取代。”这样我们的反抗又有什么意义呢？“福科对现代所做的批判的整个特使他的理论内在地不期望遇到任何反对、抵抗和批判。”（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
反规范主义与反基础主义所导致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法无天”的、没有“第一原理”的生活。在福科自己看来，无政府主义的主体性政治学不仅是反极权主义的，而且是坚定地反制度的，他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清除我们把自己作为“社会主体”来塑造的那些根据、原则和约定。然而，不加选择地、无条件地破坏秩序也是可怕的。因为，当对秩序本身的攻击变成普遍的、自为目的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指向任何一个特殊的秩序，攻击的具体目标变成无关紧要的、可替换的。而如果我们要为对于某个特定的秩序的攻击寻找到一个理由，我们还得引入规范判断、一个基础或标准。
后现代主义的“自由”概念是一个抽象的破坏精神，它是反制度、反社会、无政府主义的。这种自由观植根于他们的微观权力观：在他们看来，权力没有固定的愿望、场所与主体，它的游戏本身就是目标；它的本质就是无限地（无目的地）相互作用，而不存在由特定的社会群体把握的目的。这样的自由实际上不过是外钳有纯粹意愿（随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实际上等于野蛮。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是建立在一系列原则、价值和规则基础上的，这些原则、价值和规则必须被看作是自由的体现与保证而不是相反。以无目的的随意性（尽管它在名义上或许是“自由”的）为特点的生活在道德上不可取的。换言之，我们不能把自由等同于任意的或“天生”的社会越轨行为。
中国知识界对于曾盗用普遍真理、以绝对价值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的历史曾有切肤之痛，他们因而由衷地呼唤宽容及至相对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宽容与后现代式的宽容之间存在的差别同样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中，保持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反思态度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