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因为此次总统选举涉嫌舞弊而引发群众的大规模抗争，政府的行为饱受人们的普遍质疑，但政府并未有效化解群众的不满，反而采取镇压，使得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活生生体现了出来。
    即使民选政府，在选举过程中开出若干动人选票的政府领导人也并非能够与民众的利益保持一致，一旦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产生深刻矛盾，政府往往具有很大的决定权来左右矛盾发展的方向，政府的力量从来就是毋庸置疑的强大。而且，几年改选的民主选举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因为环保、战争而举行的大规范群众游行示威抗议足见这种关系的巧妙。这就是一个成分进行合法选择而来的政府往往偏离人民意愿而且罔顾民众的呼声，但是在这这种背景下，很多人还是再次当选，民众毕竟不是常设机构而政府则是，民众毕竟不能长久拥有组织性利益而政府则有，民众毕竟不会持续性反抗政府行为而政府则可以持续对抗民众。
    合约而来的政府并不能保持政府真实履约，民众也并非可以保障合约的内容与形式。即使国会的制约与监督也并非像立宪先贤们所假设那么完美，三权分立确实在正常行使权力时保持了政策的公正，但是一旦出现社会问题，国会议员并非具有核心的共同利益，他们代表不同人群和不同利益集团，所有很难体现民众的基本意愿，因为社会问题所引发的质询动议并不能直接形成民众对政府履约的制衡。
    这样，人们希望进一步限制政府的权力，坚信管事最少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这一观点。加强社会自治，让民众通过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社会机制来实现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利益的实现。不过，每一个美好的假设背后总有难以逾越的机制障碍，社会道德并非由民众所能确立，即使民主社会，所谓的社会道德也多有管理者即政府所主导，在此情形之下，所谓社会机制大多深受政府运作机制的影响，一旦所谓的组织拥有了同质性彼此就会产生同理心，那么，社会自治多少成为虚幻而实际上由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社会，精英集团在一些社会问题上的斗争就会促使他们纷纷利用民众打击对方，民众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民众是比较容易受到精英们的影响的，毕竟那些鼓吹确实为民众释放灵性和发挥潜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促使人们去认同某一种观点而反对另一种观点。但很多时候，我们也认为即使这样也是无比可贵的，因为民众因此获得了自由，争取了自身应有的权利。那些自认为不会愚弄民众的政府，即为不让民众参与任何社会、公共事务的问询与决策，不让民众拥有表达个人意愿的权利，很显然，政府并没有利用民众，民众利益却没有清晰界定，而且很多时候会发现，政府强行代行所谓“民意”，而并未体现民众的利益或者让民众体会到自身得到尊重或者自身价值得以体现。
    在民众意愿被代议、无法自由表达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形成潜在的一致，淡去了三权分立的精神，也即无法形成行政、立法、司法的互相监督。在此情形下，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与冲突自然会接踵发生，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无法回避矛盾，如果政权机构趋近一致，那么民众就会走向政府的反面。这个规律被历史所证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唐太宗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如今还是如此效法就赶不上世界潮流发展的进程了。在此情形下，民众就会被政府分化，无法达成团结的局面，民众的思想和社会张力空间就会受到束缚。
    当然，民众的力量受到束缚，无法伸张，社会的力量无法强大，政府就会陷于疲弱。毕竟无论何种形式的政府，合约政府也罢，威权政府也罢，联合政府也罢，独裁政府也罢，军人政府也罢，民选政府也罢，都来自民众，来自人民的支持和人民力量的支撑。如果削弱民众的力量就是在削弱自身赖以存在的根基，这个规律也被历史所证实，特别是中国频繁的改朝换代，政治清明时期，民众获得极大的思想张力和社会活动空间，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国家就兴盛，政府的职权就得到加强；一旦民众被苛捐杂税所奴役，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支撑力量，国家就衰败下去，政府的职权就受到削弱。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彼此成立，即要依靠又要反对。任何认为找到平衡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宪政体制都是不存在的，这需要不断去寻找平衡的力量，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人民民主要让人民团结起来，去监督自己的政府，如果政府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把它推翻，产生新的政府，这是“自由王国”的意识。人民民主保障民众的力量强大以致有决定性的力量，而政府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为民众谋求公共利益。但这种如此完美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却始终无法找到政府产生的合理健全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众监督机制，即形成“选贤与能”组建政府并使之抱以“天下为公”的理念。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不断发展变化，其政府理念也会不断变化。美国总统林肯提出建立“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充分显示民众对政府的决定性，但是只要民众不能有效形成决定性力量，这种理念就会大打折扣。毛泽东提出政府“为人民服务”，但是如果民众无法充分长效的表达自己或者集体的合理意愿就无法保障政府能够为人民服务。
    所谓政府理念都是对合约精神的解读，而合约之成立，在于基层直接面对民众的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工作，也就是让面对民众的一线工作者在政府中拥有什么样的位置，也就是让面对民众的一线工作者如何对民众履约。民众总是期待行政首长有效履约，有些本末倒置，政府也是这样，必须有效形成履约机制，则必须放权于一线工作者和民众，只有一线工作者能够与民众确立合理有效的民主关系，才能真正贯彻政府理念和保证合约政府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