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马尔基尔在《从华尔街到长城》中写道：“尽管中国经济存在许多实际或觉察到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仍然坚信中国的未来将是一片光明。”他还援引了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观点，刘易斯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而另一些国家却停滞不前。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文化、动力、抱负和创造性，文化因素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作用”。

（刘易斯因其1955年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中国的发展问题复杂得多...）

“中国文化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很多方面仍然植根于儒家思想，如忠于家庭、忠于国家等等。今天，这种忠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中国人民为中国和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感到无比自豪！”

马尔基尔认为，1-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会因为中国以家庭为本的文化影响，（尊重和赡养老人的文化传统），而得到部分缓解；2-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注：中国的银行有5~6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多是国有企业贷款），其实是政府的内部债务问题。（注：政府的一个口袋到另一个口袋。）也可以通过政府财政出资支持银行、或开放股权给外资的方式，来部分解决；3-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尽管短期看来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最终有助于中国从以出口驱动生产的经济类型，转变为以内部消费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经济类型。

无论是家庭成员的自我承担、还是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源就是税收）、还是大众的内部消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最终动力，都是来自于整个社会大众。文化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马尔基尔是一个外国人，中国对于他可能不过就是一个消费市场、或一个学术研究对象，他可以比较超脱地来分析中国的光明或不光明的前途。总之，他还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证明了，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是全体国民而不是政府的政策，是全体国民（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某种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付出。

是到了我们需要重新且全面地审视中国文化的时候了。从组织理论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类比结论：如果说，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肯定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特别地，我并不认同“从文化到文化”地来讨论问题，（象“文化界”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我认为，“文化界”的存在是一个伪命题----就象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可以消失了一样，文化界也可以消失了），这极可能导向又一种空谈。个人以为，从企业管理、从国企改革、从产业政策、从金融资本、从福利经济、从社会心理、从公众媒体、从国际关系、从国家竞争力...等这些诸多更具体层面（以及它们的子层面、和交叉层面）来反思文化，更具有可操作的可能。

 （未完.....此文纯属个人笔记，谢绝编辑推荐；也谢绝那些只会幼稚地张贴左派、右派标签的空泛评论。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具体、很具体、非常具体，就没有讨论的兴趣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