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半月日识》
龚明德
自牧兄六月四日那天从济南来信，代表明祥等《日记杂志》同人向我通报一个重要讯息：“《日记杂志》今年，也就是二〇〇九年拟出刊三期。第四十九卷已编完，六月底将付印。第五十期为‘半月系列’之《半月日识》，来稿已达三分之二，仍是二十四位作者的‘半月日记’，全为去年即二〇〇八年的，也仍为接力形式。出完这册《半月日识》，‘半月系列’将以六卷之阵容结束之。”自牧还通报说他与明祥等《日记杂志》同人商量后，决定把《半月日识》两序之一的制做任务之荣幸委托予我，希望我“一月之内交稿”。
这份通报信函在邮路上走了近二十天，我才从自牧兄所赠近著《存素集》中的夹带件读到。也就是说，容我构想、执笔乃至录入电子文本的时间只有一周左右了……
成都的盛夏闷热无比，完全不是悠闲读思的季节。但是，“邓命难违”，今天我就来完工这序。
在自牧兄大著中夹带着的，除通报信函外，还有一份《半月日识》的目录。我看了一下，二十位日记作者中有一大半我有幸面晤过，比如萧金鉴、李城外、谭宗远、自牧、董宁文、陈克希、黄岳年、冯传友、王金魁。即便没面晤过，因为神交多年，也是熟得不得了的，比如卢礼阳、马旷源、杨栋、葛筱强、易卫东、丰一吟等等。
这倒并不说明我交际多广，只说明了一个实况：到了某一个层面的文化做工，只可能是“小众化”的事业。自牧兄等一小帮“济南人”，一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地坚执于“日记”方面的文化做工，或自费印行三十多期的报章《日记报》、或筹资公开出版刊物类的三十二开书籍型《日记杂志》。总之，是一以贯之地守卫着“日记文化”这棵树乃至这片森林，为之浇水、为之培土，让一抹葱葱郁郁以亮绿的色泽展现在世人眼前。
说这种努力是持久的个人爱好，或说这种坚守是英勇的文化行为，甚至像南京徐雁教授那样誉此种作业为国内研究日记文化的重镇，等等等等，我以为都可以成立。因为见仁见智，对一种事物总有因观察角度之别而导致观察结论之殊，无法强求一致，也不必强求一致。
对于自牧兄等一小帮“济南人”，包括居住在淄博的袁滨、居住在泰安的阿滢和已经在北京“发展”的于晓明等，我已经说过的有关他们为人为文和文化活动的言论，似乎都被记录发布或公开问世了。除了于晓明在他的一本以“古农”为笔名传播的我的有关说话有不够准确者外，其余的凡是我见过的，都大致全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确：我赞扬自牧兄们对文化朋友和对文化事业的热心，也崇敬他的这种一二十年的坚守，而且是毫无功利的坚守。至于所发生的影响，我们这些同辈同时代的自牧兄们的友人和读者不好随心所欲乱下结论。但是，一份以“日记”为主体内容的报型刊型印品可以一二十年地坚持陆续出版发行，谁都无法否认这是一种文化力量的显示。
日记，是“私密写作”。自牧兄们却要把日记写作作为一种可以随时公开的文化出版来操持，这首先就是一个大的难关。好在自牧兄们成功地闯过了这一道关口，他们的“日记事业”记录下了大量的史实声响。四川闹地震那一段时间，无法读头疼的那些“专业”书，我记得我通看了自牧兄们印行的一部“半月书系”类二十四人的日记。这部日记结集的所写时段正好是萨达姆被判死刑的那半个月。我看得津津有味，不同的作者对萨达姆之被美军抓捕和判死刑竟然有着完全相异的评说。我忘了我在日记中对这事是如何记载的，我只记得我当时天天夜间守着电视跟踪收看有关萨达姆的新闻直播或转播。我当时，是赞扬美军的行为的，认为一条疯狗在伤人，是英雄好汉就得出拳击死这疯狗，正如中日战争之结束前那两颗在日本国土上爆炸的原子弹一样，我们要知道世上的正义力量不会永远只如同我们某些自私之极的人所惯有的只会存“各顾各”的做派的。
前后六卷（其实该说六部）“半月书系”所载录的时势、史事或人事都是极其丰富的现场记录，将来会有人来细细考察它们的。自牧兄们的文化劳作，至少在日记这一块，是稳稳地有了不可移易的重要地位的。
山东，是中国文化传统极盛的省份。在民间办刊方面，紧邻山东的河南，有一份《书简》杂志，就是上述我提及过的名单中晤面人物最末一名的王金魁办的。《书简》正好跟《日记杂志》呼应，可惜王金魁过于功利，这小老弟给人的印象不太完美，像他不停地向全国各地名人征求宣纸墨写条幅而且是为他的书房大量题写的等行为就不够大气和雅观。北京的一位朋友，有一次跟我说电话，我们都惊讶王金魁的手段并不高明，却使不少大小“名人”投其罗网为其私利服务而不知。
当然，民间办刊人的境界之提高也有一个过程。
对自牧兄们的日记事业，我很早就有过具体的建议，他们也在他们的日记报刊上发表过我的建议。这，就是提高的迹象：表明自牧兄们是听得进读者的意见的。今后，我会继续关注甚至支持自牧兄们的日记事业的。
谨此为序。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于成都玉林北街一所老旧了的书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