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截止今年7月1日，我国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已经达到68%。这个数字引起了一些专家的质疑：在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就业率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生有这么高的就业率么？即使不是专家，一般人也能直觉到我们的常识经验不支持这个统计数字。更有自称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网友披露，“我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在离校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学校交一份单位盖章的就业证明，才能拿到毕业证”，“我没有找到工作，老师逼着我签，我找亲戚的公司签了，先交差。”（2009年7月10《法制晚报》）。这番自白让我震惊：原来68%这个数字是这样“逼出来的”！堪称就业率的放卫星运动。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件让我难以置信的怪事，我询问了一些大学生和大学生家长，证实了这个学生所言非虚。同时我还上网搜索了相关信息，发现我的“震惊”原来源自我的闭塞，纯属少见多怪。就业率造假现象早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早在2003年8月7日和8月8日，《每日商报》和《中国青年报》就曾经分别报道，浙江、江西个别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不惜采取弄虚作假手段，逼迫应届毕业生自己寻找挂靠单位或者制造假就业劳动合同，否则拒发毕业证。

2003年8月25日《浙江工人日报》报道，江西一所高校，当年毕业前夕，学校给毕业生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毕业前把劳动合同交到学校，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为此不少学生无奈之下找关系、托熟人、走后门在虚假的“劳动合同”上盖上章，出色“完成”了就业任务。结果，尽管事实上该校就业率并不理想，学校却称就业率高达99.2%

2006年11月23日《工人日报》披露：为了提高就业率，不少院校要求毕业生必须提供就业协议书和就业接收函，否则不发放毕业证书。毕业生为了拿到毕业证书，不得不托亲戚找朋友盖印章，甚至找路边的小店随意“签约”。

2009年4月8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专家称应针对毕业生就业向高校管理者问责》，文章披露，2007年教育部宣布的大学生第一次就业率为72%，而麦可思的调查却是55.8%。

看来以虚假的就业证明换取毕业证书已经成为很多高校堂而皇之的做法，就业率造假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必须引起教育界、文化界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首先，这是一种严重的、公然违反国家法律的侵权行为，没有任何一部国家法律规定大学生必须找到就业单位才能得到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是对于学生大学期间学习和其他表现的鉴定，任何一个没有严重违纪行为、成绩合格的学生，都应该得到毕业证书，不管是否找到工作单位，这是任何人和机构不能随便剥夺的权利。其外，笔者以为，就业率造假的危害性至少还有：

第一，假造的“伪就业率”就像假面具一样，掩饰了大学生的实际就业危机及其背后的教育危机、社会危机，无法反应社会对大学生、对人才以及高校专业设置的真实需求，给高校办学以信息误导。就业率是反应市场对教育需求的晴雨表，教育部和高校都要以此作为主要的决策依据,它像“看不见的手”发挥着高校人才市场的调节作用。而假造的就业率，使得这一双手成为瞎指挥的黑手，遑论发挥什么调节作用，而且还制造虚假的市场需求信息，导致专业设置的更严重的盲目性以及就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第二，作假的就业率也无法反应高校的真实水平（包括专业设置的合理性），导致高校就业率排名失实，实报者吃亏造假者得益。比如安徽省公布的2005年高校就业率排名中，不但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知名高校就业率都排在10名以外，而且大名鼎鼎的中国科技大学居然排在倒数第一！这样下去必然逼着不造假的学校也不可能不跟着造假。

第三，就业率咋造假的最严重后果，是败坏学生的道德，泯灭其良知，导致其犬儒。它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使得学生认为：所谓高等学府原来是一个逼良为娼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依靠说假话维持其“繁荣”“稳定”假象的社会，我们的所谓“高就业率”却原来建立在未来接班人的道德废墟之上！拿着假合同换取毕业生的学生，一定会恍然大悟：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就必须说假话，必须在蛮不讲理的权力面前低头，否则即使自己四年的寒窗苦读也会付诸东流。经过这样的“挫折”教育，我们的大学生必然会大面积犬儒化，成为没有道德、没有良知、没有正义感的投机分子。难道教书育人就是育人作假？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像《人间喜剧》中的拉斯蒂涅一样，变成一个投机钻营、危害社会的一分子么？

就业率造假的具体原因之一是教育部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与年度招生计划挂钩。这个举措本来没有错。但是淮橘为枳。如果教育部不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就业率的真实性，杜绝并严惩造假，那就不可避免地诱发了造假行为。作假消解了教育部就业率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使得这一政策的评判基础瓦解。改变这种状况的第一步是打破高校自报就业率、教育部以此为依据统计就业率的做法（评估主体就是被评估的对象是造成就业率造假的制度原因），把就业率的统计社会化，让社会上一些有公信力的评价机构来进行就业率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