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今晨病逝于北京，遥闻此讯，心中很是难受。对于绝大多数北大人来说，季老的逝去，意味着一种精神的逝去。而我，回忆亲沐季老春风的点滴，更增哲人其萎之喟。

    与季老有所接触，我还在清华读大二。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诗社，取用王国维先生的字，名曰静安诗词社，我们的系主任徐葆耕教授就对我说：“你应该去拜访季羡林先生。”又告诉我说，清华中文系1985年复系时，季老就建议：清华中文系复系，应该把诗词写作作为必修课程。这样，我就萌生了请季老为我们的社刊《清华诗词》题签的念头。先给季老家中致电，季老一听说是清华中文系的，非常爽快就答应了，不久我就收到季老题写好了的清臞秀美的刊名。《清华诗词》一共出了十二期，从1995年到2003年，静安诗词社也前后活动了八年，惜乎后来难以为继，但季老题写的刊名与他亲笔书写的信封，我都一直珍藏。今天的清华，又有了以教工为主的荷塘诗社，相信将来终有一日，诗词写作课会作为必修课，堂堂正正登上清华中文系本科生的课表。

    季老对老清华感情殊深。季老身上，更多的也是老清华的传统，质朴方正，贯通中西，而又绝不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与之类似的有中文系的季镇淮先生、王瑶先生，他们都是骨子里的老清华人。研究近五十年教育史的，也许可以通过季老这样一个个案，探讨老清华学术传统的真义。

    正式去拜访季老，已经是数月后我转学北大之后了。那是一个冬季的夜晚，我穿了一袭绿色的军大衣，骑车到季老朗润园13公寓的家。季老问了些学业的情况，勉励有加。又讲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年的传统是何等高明，那种把英国导师制和中国书院制完美结合的教育模式，对我们今天亦有极大启示云云。我告辞时，季老坚持送到门口。回程看着未名湖冰封的湖面，仿佛都泛着一种明净的光亮。

    以后在校园里偶尔遇见季老，我趋前请安，他总是温言加勉。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我去北大邮局领稿费，而季老也去领稿费。我就跟季老说，我有志于从事京剧研究，希望能沿着齐如山、叶秀山二位前辈的学术理路走下去，又说在古典戏曲研究方面，我认同日本的青木正儿，但不能认同王国维先生的一些观点。季老立刻说，年轻人不迷信权威，勇于怀疑，这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前辈学者的成绩，也应抱以同情之理解。这段话很简短，但对我后来的治学影响很大。希望将来我的《中国京剧衰亡史》写成后，能作为对季老的一种纪念。

    那次领汇款，排在前面的同学很自觉地让长者先领。季老离去后，一位同学问我：“同学，刚才是季羡林老师吗？”我说是，他也分享了我的喜悦。

    季老之“老”，有古之耄耊杖于朝之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与一位老教授邻座，互通了姓氏，我尊称他为某老，他立即纠正：“我这个岁数，在北大只是小弟弟，只有像季羡林先生那样，才能称之为季老！”季老就是这样，他那四季不变的中山装，改不去的山东乡音，仿佛都有一种魔力，提醒我们，正是这些毕生以学术为志业的老人，撑起了真正的北大。

    季老晚年，力倡传统文化，很为一些新青年所恶。清华的一位师兄，现在已经执教北大中文系，他就跟我说，有一次他去北大听季老讲座，只听了一句：“我认为以后的世界，还是要归复到我们中国的天人合一中来。”立即就退场了。我希望今天他的思想已经有所改变了。还有一些我非常好的朋友，认为季老倡导传统文化，是在为封建专制张目，是在为极权寻找理论依据，我认为这些朋友对国学的成见太深，共和、天下为公，这些理念，都是儒家的学理之精，季老以耄耊之年，大声疾呼弘扬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文化托命者的自醒意识，也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上全盘殖民主义的理性反思。我跟他们讲了北大一位老师讲给我听的事，季老在那件事中表现出的凛然气节，和死生置之度外的勇气，他们也都耸然动容。这样一位高贵的老人，他的心灵不允许他向任何强权再低下自己的头颅。

    当然，北大人所理解的季老，绝不可能类同于媒体所勾画的季老。季老坚辞“国学大师”的头衔，是对浅薄无聊的某些媒体从业者的礼貌的逐客令。季老是一位学术大师，但他的治学领域与国学几乎无关。孔子说老人戒之在得，季老当此杖国之年，而能清醒若是，不贪浮名，实在可见平日慎独工夫做得到家。与那位据说已近百岁，犹然名心未尽、色心不死，到处打着“国学大师”旗号捞钱骗色的“文醜醜”相比，季老用他的言行向世人昭示，何谓真正的学人，何谓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