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何与众不同

“合作带来双赢”，这个过于天经地义的结论看上去是如此朴实无华，以至于很多人无暇去深思它在经济周期中的内涵变化，而“中心－外围（Core and Periphery）”理论和“脱钩（Decoupling）”理论的盛行更让很多人觉得国际经济合作并非至关重要，毕竟无论是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还是体现出“内生增长”特性的新兴经济体，似乎都具有在全球化浪潮中独立发展的能力。但金融危机的冲击让“独立增长”变得有如空中楼阁般飘摇不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命运似乎重新被栓在了一起。

但故事并非臆想的那般简单，休戚与共的命运往往演绎为同床异梦的尴尬。毕竟就单一经济体而言，经济周期就像一道魔咒，绷得越紧，越容易刺激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保守主义思潮，将曲高和寡的合作需要彻底扼杀在自利行为之中。就经济合作的大范畴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共同的危机滋生了太多风雨同舟的豪言壮语，却让每一个跨越狭隘地域理念的合作跬步变得举步维艰。

作为全球诸多高端对话机制中的一个，新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似乎并不那么与众不同，而且就最狂放的预期而言，也不太可能结出令人侧目的极大硕果。但值得强调的是，对于谋求中长期合作共赢的高端双边交流机制，短期结果并非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一对话机制是否具有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实必要性和合作突破口。某种意义上看，赋予交流机制本身以旺盛生命的，并非交流各方的刻意努力，而是历史时代和经济周期偷偷写下的大势所趋。

所以说，2009年7月末A（mrica）与C（hina）的新碰撞，之所以将有令人期待的火花，正是因为介于其间的B（usiness cycle）让中美合作变成了阴霾中的那丝曙光。

首先，与众不同的危机时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合作交流机制的物质基础是与经济结构相关的、具有互补性的利益“交集”，这块交集越大，越容易在充分博弈后实现“和而不同”的共识和实质性的合作行为。从这个角度看，G20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是因为数量众多的参与者虽然与世界经济“多元化”的趋势结构相契合，却很难在多层次的冲突中谋求整体的利益融合，太多的子集让交集本身变得愈发狭小；而G8之所以影响力日趋没落，则是因为同为发达经济体的富国俱乐部缺少了来自世界另一极的声音，同质的子集让交集的内生互补性变得微乎其微。相形之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不仅限于G2的狭小象限，而是两个阵营利益代言者和世界经济两极力量在共同外部冲击下寻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自主性选择。

所谓共同利益，是一个虚幻且未兑现的概念，产生共同利益的根源是经济基本面的同质性和相关性。就中美经济而言，同质性体现在循序渐进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不同，2007年爆发并演化至今的金融危机并非区域性事件，而是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形成实质性影响的全球事件，世界经济周期从繁荣转向衰退，美国和中国的周期形状均发生同质性的大方向改变。而另一方面，从经济周期的转折看，中美又体现出领袖两大阵营的先行同质性。与深受内生结构性要素调整拖累的欧元区和习惯性陷入中长期停滞的日本不同，美国在经济周期的跌宕起伏中，跌得早跌得深，但风险出清也更为迅捷，在复苏之路上领发达经济体之先；与短期清偿风险骤增的中东欧经济体和长期结构性风险犹存的俄罗斯、巴西不同，中国和印度在新兴市场中的表现则更为泰然自若。作为同处下行周期中的不同阵营领跑者，历史赋予了中美经济深度共鸣的同质性。

至于相关性，金融危机也许并没有让中美经济的血肉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但却让这种既有联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增强并突显。对于美国而言，在过去几十年中，中美贸易，乃至全部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金融危机肆虐、消费模式转变的最近两年里，贸易却在苦苦支撑着美国羸弱不堪的数据；而在奥巴马新政将美国财政赤字推向新的历史高峰之际，以中日为代表的海外国债持有者又变成了美国外部融资的坚实支柱。对于中国而言，在过去十年里，多元化导向让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以及对美进口占全部进口的比例均不断下降，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外需整体走弱的时候，美国核心市场的重要性再一次突显无遗。

同质性和相关性奠定了中美合作的物质基础，而周期转变中的潜在风险及政策转变的未来趋向则增强了中美合作的现实必要性。对于中美这两个引领全球经济周期转向的生力军而言，周期转变中存在着类似的周期反复风险，虽然部分市场人士还在对所谓“V”型复苏喋喋不休，但真正的威胁却是“W”型的双底，美国下半年的复苏受益于救助政策的公共支出和库存周期变化的积累效应，当明年刺激政策效用殆尽、库存周期平稳且减税长期花红消失之时，如果现在依旧热衷于储蓄的消费者未能接过复苏的接力棒，美国经济的二次探底并非耸人听闻。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信贷激增和投资狂飙如果只是营造了新一轮的资产泡沫，而未能对实体经济形成持久激励，再强劲的复苏也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与实体经济领域存在周期反复风险相对应的是，中美两国虚拟经济的“再膨胀”速度明显过快，中美股市均经历了一波匪夷所思的衰退期大反弹，与实体经济的大幅背离已构成未来危机反复和周期反复同步的更大潜在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单纯的政策退出没有太大意义，惟有同步实行“有进有退”的政策调整方能实现周期的平稳过渡。对两国的经济政策而言，都需要择机有序退出前期超常规刺激政策，并跟进促进中期增长和长期结构调整的政策；对两国的金融政策而言，也都需要渐进退出前期过度宽松的超常规货币政策，跟进金融监管改革和基础制度建设，避免金融风险的再积聚。

两大现实必要性同时也意味着，此番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具有可能的些许突破口：一是在政策“有进有退”中谋求协作与同步；二是在汇率问题上寻求相互理解与相互约束；三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寻求共识与未来规划；四是在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路径方面寻求携手共进的统一方向等。

其实，就这次对话本身而言，作为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官方的首次全方位正式交流协商，将战略与经济联合，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潜在焊接，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突破口。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