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为，所谓见多识广，一是学识上丰富的积淀，再是结识有识之士，是对人生阅历和经验的充实。

在我的从艺生涯中，我有缘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我自认为可以算得上是“见多识广”了。单说我结识的中国美术界名人，就如：刘海栗、李可染、吴冠中、黄永玉、张仃、阿老、白雪石、黄胄、范曾、袁运甫、袁远生、刘文西、何海霞、吴作人、萧淑芳、王米、廖静文、黄永厚、卓然、邵宇、黄国强、庞薰琴、王学仲、阳太阳、李骆公、谢云、沈鹏、董寿平、钱绍武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书画界的大家，大多是我的老师，有的还亲自教授过我。

在同辈美术界中，有江文湛、陈国勇、刘大为、杨晓阳、杨沙、邓林、庄小雷、沈道鸿、刘朴、黄格胜、陈玉甫、申少君、李乃宙、姚鸣京、王见、石丹、魏小明等等，这些曾都是我的同学及好友。

在文学界、影视界、政界、商界，我也认识不少朋友，就不一一例举了。

但是，见得越多，胆子越小；识得越深，越觉知识匮乏。少年时的狂与傲，也随着“见与识”的增长而慢慢消褪，只留下一个总觉得学识不够的我。连李可染大师教导的“可贵者胆”这个道理都忘却了，变成自认“学无止尽”之迂人，连生活也谨慎得很，因此有许多好机会都错过了。

譬如，我的老朋友——何溶及刘光夏先生，当年在中国美协主编《中国美术》杂志，他们多次要把我的作品刊登在这本杂志上，我自谦地婉谢了；在全国第六届美展作品征集活动中，我的老师王米先生（时任文化部美术处处长），当时他任美展组委会办公室主任，他好心让我创作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并推荐我入中国美协，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婉谢了。

再提，八十年代中，深圳画院院长杨沙要把我调入画院工作并马上分配一套房子给我，我只谦虚地说：“等我调入后再说吧”。不久，杨沙先生突然不幸病逝，这事也随之成为无言的结局。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联及中国书协秘书长工作会议研究决定调聘我到中国书法协会工作，上班后不久，组联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并马上给我登记办会员证，可是我想：我刚刚到书协工作，我的恩师谢云先生时任中国书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而沈鹏先生又是代主席，我到此工作又是他们推荐的，怕影响他们。所以就对组联部的同志说：“我水平不够，以后再说吧”。可是这“以后”是何年啊！

当年，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的主持人李咏，找我上他的专题栏目，我也以“水平不够”而婉谢了。当年，我自觉“见识”不少，中国的名人名士真学问者太多，真有“一山更比一山高”的感慨。因此，我变得更加胆怯、谦虚、好学。

时至今日，当很多不了解我过去的朋友向我提起：你为何不参加这协会、那协会，这展、那展时，我才真正无言可答。同时，也悟出原因所在——“见太多，识太广”。如果当年我明白“识时务者方为俊杰”这个道理，如想加入中国美协、书协，对我来说，确是一件易事。今天就不劳好心的朋友向我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时下社会是提倡求真务实的年代，这可能就是在推广“识时务”吧。以上我提到的诸君，我认为都是“识时务”者。但不知道，我这个“见多识广”之人，还能成为一名“识时务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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