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县域发展如何评价才科学？
走出单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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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单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郑风田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2期)
如何对县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意义重大
中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各地对县域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视，县市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全面、综合、科学地反映县域发展的真实状况呢？过去在县域竞争力的实证性研究上过于重视经济竞争力评价，而忽略对社会和谐发展的考虑，在地区产业发展上易产生不良导向。县域的发展与一个小国家的发展相似，需要的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全方位的发展。经济发展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社会的发展，政府要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地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县域发展水平下结论的模式，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观念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何客观正确地评价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起到一个风向标的作用。评价指标的选取导向直接导致评价结果的位序差异，不合适的评价指标体系，往往容易误导一些地方政府发展方向的选择。例如传统的百强县评价，基本上都只评经济竞争力，忽略对县域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考虑。
政府要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地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县域发展水平下结论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倡导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这个层面来看，目前的单纯以经济发展指标来进行县域经济评价已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走出单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我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评价需要重视的问题
在对县域经济进行梳理之后，如何将我国县域经济的特色、差别、竞争力的高低如实反映出来，需要精心设计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才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县域社会经济综合竞争力。以下一些原则应该注意：
原则之一，要从单纯追求GDP到注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纯粹追求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过分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导致资源低效率的利用甚至造成浪费，并且导致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增大，对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想后，未来我国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应该考虑更科学的指标体系，不能再单纯比GDP，而是要综合评价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应该包括：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情况等，从多方面评价一个县域的经济是否达到了和谐发展，是否缩小了贫困差别。
原则之二，不仅仅要考虑硬环境，更要考虑软环境。
目前从我国的发展实践中可得出一条结论：纯粹发展经济不顾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是死路一条。
众所周知，软环境、硬环境的好坏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硬环境一般包括该区域的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及高速公路等客观物质条件；而软环境则包括区域内企业经营是否遇到乱罚款、行政效率的高低、官员的数量等等。目前，相比较而言，区域内软环境的优劣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严重。
未来的评价体系中除了保留反映区域硬环境的指标外，还应专门设计一些反映区域软环境的指标，使得评价体系体系更加合理科学。
典型案例
目前已有的评价体系误导县域科学发展
已有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表现出的最大弱点是就过于重视竞争力，尤其是经济竞争力，却忽略了对环境、资源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考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调整，“构建和谐社会”、“倡导可持续发展”、“绿色GDP”的提出，那些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发展理念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倡导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如何在县域发展评价中反映这些变化，目前已有的评价体系做得还远远不够。
以城乡一体化为重点 推进县域科学发展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12期)
应对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无论是短期保增长、保就业，还是中长期发展方式转型，县域科学发展重在启动以拉动农村消费为重点的各项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所副所长 夏 锋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加快推进以城乡一体化为重点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实现扩内需、保增长的现实要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要把推进以城乡一体化为重点的县域科学发展作为一个大战略来全盘考虑。
推进城乡一体化已成为县域科学发展的重大课题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与发展转型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矛盾问题全面凸显。另一方面，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也带来了新时期全面转型的巨大压力。在双重危机压力下，保持县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在这个特定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把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县域科学发展的抓手。国际金融危机对县域经济的冲击不断增大，县域经济增长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集中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滞后。进入发展型阶段，在客观上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从现实的情况看，近些年来县域经济以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多大改变，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程度的加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县域经济增长的矛盾凸显，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面对现实矛盾，推进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要尽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全面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以保增长、扩内需为重点，积极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一，从抑制经济下滑、尽力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角度看，保增长是基本要求。没有8%以上的增长速度，县域就业就比较困难。第二，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努力实现“调结构，扩内需”基础上的持续平稳增长。第三，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县域经济保增长、扩内需的根本途径。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县域城镇化水平低已经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由此大大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变农村的潜在消费需求为现实消费需求的重要出路就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把启动农村消费作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实现县域科学发展的着力点
应对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无论是短期保增长、保就业，还是中长期发展方式转型，县域科学发展重在启动以拉动农村消费为重点的各项改革。
当前，推进农村改革需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重要出发点。我国农村消费长期低迷既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关，也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7亿多农村人口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亮点。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增强广大社会成员的经济安全感和消费预期，因而发挥着刺激消费、拉动消费需求的潜在功能。为此，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应当充分估计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重大作用。我们初步测算，未来12年，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提高1～1.4%，平均每年投入5～6千亿，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到2020年就可以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从刺激消费和保持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出发，应当逐步把扩大内需的投资重点转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来。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粮食价格改革。保障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稳定农民的农业收入。农产品价格低是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粮食价格的适当提高利大于弊。长期以来我国的粮食价格偏低，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粮食价格有多方面的益处：一是可以明显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三是有利于保护耕地；四是有利于形成节约粮食的社会风气。
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不同，今天的农村改革是站在我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开始步入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新起点上。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重在通过系统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来实现。
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当前，农村土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在于土地承载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功能。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土地物权保护的重要条件。赋予农民充分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关键在于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具有物权性质。城市的土地可以抵押，为什么农村土地不能抵押？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会大大减少土地制度变革的约束条件，而且还能为农村土地物权化改革提供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土地要素功能的发挥。由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缺，土地不仅发挥着生产功能，更重要的还承担着养老保障等社会功能。土地承担社会保障功能，不仅不利于规模经营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而且农业本身固有的风险，使土地保障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提供持续稳定的收入增长来源和安全保障。从各地实践看，土地换来的保障难以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使社会潜在矛盾增大。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加快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土地流转。对广大农民来说，在面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严重“缺位”的背景下，他们视土地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本生存保障。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明显降低农民对土地保障的依赖程度，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全国范围统一政策，尽快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失衡，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工群体上。由于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制的限制，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劳动收益长期偏低、基本社会保障欠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困难等。有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享受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只有城镇居民的25.1%。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为农民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已成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焦点问题。
在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县域科学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面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压力，县乡镇政府作为与农民最接近的一级政府，应当把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从而为实现县域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典型案例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
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下降到最低点2007年的9.1%，下降了23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下降近3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与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关，更重要的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严重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