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是给周刊写的稿子，因故没有刊出，后来刊于《南风窗》

 

叶永烈：写四人帮不容易

1981年，叶永烈坐在小小的黑白电视前，电视中，“四人帮”正在接受审判。正在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叶永烈，觉得他也该写这样一部著作。发迹于上海的四人帮，让他找到写作的题材。写作、出版，都历经周折，但是，随着政治的愈加清明，叶永烈庆幸，《“四人帮”兴亡》的书稿终于没有烂在他的电脑里

 

 陈远 

 

 

很多人读着他的书长大，70后出生的一代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十万个为什么》。

他是叶永烈。

2009年初，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因为涉及敏感题材，出版社和叶永烈约定，不作任何宣传，也不做任何签收。这是一次静悄悄的出版。

但是，很短的时间，这套书已经第二次印刷。

 

“四人帮我都见过”

叶永烈没有采访过四人帮。但是这四个人，他都见到过。

1963年，叶永烈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他听得第一场报告，就是张春桥作的。

整一个上午，叶永烈坐在距离张春桥十来米的地方，相当远。他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人物。

但是张春桥给叶永烈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春桥口才非常好，思维逻辑清楚。在这四个人当中，张春桥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个冷静的人，讲话一句就是一句，他的演讲，如果录音，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时隔46年，叶永烈向《中国周刊》记者如此回忆。

姚文元根张春桥很不一样。叶永烈见到姚文元，也是听他的报告，1966年。

“姚文元文笔很好，但是口才不行。”叶永烈曾经专门对比过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叶的结论是相对来说，姚文元的文章“帮腔帮味”比较多，相对而言叶永烈还是比较喜欢张春桥的文章。

文革期间，江青经常在北京接见群众。叶永烈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见到江青的，他对于江青的印象，更多的是在广播里听到江青的报告。

“江青口齿非常清楚，但是有点罗嗦，尤其是讲样板戏的时候，会翻来覆去的讲，非常琐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一般讲‘比较好’、‘比较不错’“比较如何如何”，但是江青说“较比”：“较比好”、“较比不错”“较比如何如何”。”叶永烈说。

四人帮中，叶永烈见王洪文的次数最多，这和他生命中一段奇特的经历有关。

1976年，在上海成立过一个“文集内片组”，“50多个人”。叶永烈记得，突然有一天，工宣队找到他，很严肃地对他讲：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担任“内片组”的导演，必须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他的工作就是要拍摄中央直接交办的影片。

每次时间都特别紧张，“从任务下达到出片，最多也就有半个月的时间。”

中央交办的任务，当然要全力以赴。到了后来，叶永烈才知道，毛泽东晚年，要看娱乐性的影片，所以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文集内片组”，专门为他一个人拍影片。

当时的叶永烈把制片厂的人挨个数了一遍，心中奇怪：怎么也轮不到一个“臭老九”来当这个导演。

也是后来得知，因为时间紧张，所以在电影厂以手快著称的他才被选中了。

王洪文有时候回到上海来审查影片，但是并不多说话，一般就是：“可以啊，好啊。”

 

 

“我要写四人帮”

1981年，正在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叶永烈，在电视上看到“四人帮”接受审查的转播。他忽然意识到，关于上海的题材，几乎被前辈作家写尽，但是发迹于上海的“四人帮”，还没有人写过。

他萌生了写“四人帮”的想法，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榜样。

这个题材太大了，一开始叶永烈就感到了困难。叶永烈不得不改变计划，把最初的计划拆分成四个子题，分成四个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

写作断断续续，叶永烈没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先写江青，只写到江青到延安；写张春桥，也只写了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经历；至于王洪文，叶永烈一开始甚至觉得这个人太浅，没有什么好写。

随着不断的深入，叶永烈才发现，写了王洪文，就写出了上海的文革十年。

叶永烈的感觉找到了。写完王洪文，反过头来再写江青和张春桥，一气呵成。

1986年，文革二十周年。漓江出版社知道了叶永烈的写作计划。要去了叶永烈的已经完成的部分，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出版。

快要出清样的时候，出版社打来电话，要叶永烈马上赶到桂林。

叶永烈到了桂林，出版社的人去机场接他。

一路无话。一直到了宾馆的电梯，出版社的人才告诉他：有关部门要审稿。

叶永烈的第一感觉就是书出不成了。

他带着一大包书稿，回到上海，继续写作、补充。

直到1988年，四本传记才一下子出版。洛阳一时纸贵：江青传印了20万册；张春桥传，15万册；王洪文传，13万册；姚文元，5万册。

1993年，《“四人帮”全传》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但是，这样的形式不符合叶永烈的构想。他要回到最初的写作计划上。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叶永烈开始采访大量的当事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