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北大社会学系85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的年头。经过精心准备，我们于7月25-26日在北大和房山郊区举办了聚会活动。同学情谊历经二十载发酵，历久弥香，滋味感人，其中妙处实难与外人道。

    作为这次聚会的一项主要产物，就是《打开尘封的记忆》这本小册子，里面汇集了每位同学所写的纪念文章。下面是我为这次聚会所写的文章，总标题是《风雨兼程二十年》，发表于此，聊作纪念。）

风雨兼程二十年

                                                             ——兼谈北大与社会学                           

      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就到我们从北大毕业二十周年的日子了。从当年那个满脑子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热血青年到如今已过不惑的中年人，二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让人感慨良多。好好总结一下刚刚走过的这段日子，对自己、对他人、对下一个二十年，或许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部分  二十年风雨征程

求职无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八九年毕业的我们在毕业分配上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也如此。我是广东人，毕业后想回老家，原来联系好了广东省农委，立志于从事农村工作，但因为“六四事件”，农委去不成了。自己几经折腾，到处求职，最终才被广东省社科院录用了。整个求职过程的艰辛，让本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的我第一次面对了真正的现实。当时广东社会现实主义的风气，让我们这些一贯以精英和理想主义者自居的人备受打击。眼睁睁看着当年高考远不及自己的高中同学一个个进入外贸、银行、党政机关等令人羡慕的单位，而自己却在反复被问到“社会学到底是学什么的”之后得到否定的答复，内心的压抑可想而知。

记得有一次我去深圳市人事局调配处求职，调配处处长问了我的专业之后，对我说：“我们深圳不需要社会学的。”我了解过深圳当时的人才引进计划，面里确实是没有社会学，但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所以我忍不住顶了他一句：“你懂不懂社会学？深圳怎么能不需要社会学？”当时的深圳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非常急功近利的阶段，用人上偏重外贸、经济、财会等实用性人才，对社会科学类人才非常不重视，后来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才吸取了教训，开始进入社会治理阶段。但当时处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下，社会学学生找工作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次去深圳找工作碰了一鼻子灰，愤懑之下，我写了《深圳用人制度弊端之我见》的文章，被当时比较开明的《蛇口消息报》正式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还成了我向求职单位提交的个人成果。

栖身人口所

1989年8月，我分配进了广东省社科院，具体工作单位是人口所。

当时的人口所无法提供宿舍，我只能自行解决住处。最早是借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一个月后老乡的儿子结婚，我就没了住处。于是又去一个中学同学处住，同学出差回来，又没戏了。最后所长拍板，就让我在人口所的办公室住。当时人口所的办公室20平方米左右，去掉五张办公桌、三个书架、一部复印机，剩下的地方就刚够放张铁架床。89年底吕亮明路过广州在我那住，我们两个就直接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睡觉的问题解决了，但洗澡还是没办法，好在离我一个中学同学的宿舍不远，于是每天都到人家宿舍洗澡。有一次人家跟女朋友出去晚回来，我只好在房子外面等，等着等着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我一个人躲在屋檐下听着风雨声，心里非常酸楚。

那时候最难受的日子是每个月领工资的那一天。第一年我的工资是140元，一年半之后涨到160元。这样的工资在当时的广州只够吃饭。当时我在深圳的中学同学同时期的工资基本在1000元左右了。每个月领到这140块现大洋，我都忍不住暗暗落泪。这与在学校时的想像差得也太远了！毕业后第一个春节回家，我不但给不了父母钱，相反父母还反过来给了我钱，工作了还不能报答父母，让我深感惭愧。

物质条件艰苦倒也罢了，咱们是穷苦出身，能够适应，问题是，在当时经济盛行的广东，做学问明显处在一种相当边缘化的地位，有点能力的科研人员都在想方设法搞创收，与我想像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术环境差距甚大。社科院不用坐班，平时所里没人，只有我和一个资料员在办公室，冷冷清清，只能看看资料，基本上无所事事。那时对工作充满着一腔热情的我非常希望参与一些课题研究，可惜这样的机会太少。干不上活，学不到东西，也看不清自己的发展方向，我心里非常焦急。

下放河源

正当我对社科院的工作环境感到失望的时候，新的消息传来：由于社科院是厅级单位，我们这些八九年毕业的大学生必须下基层锻炼一年。经过院里安排，我被下放到河源市新丰江水泥厂锻炼。我不断地要求厂长给我派活，厂长费了不少脑筋，最后终于把办黑板报的“重任”交给了我。我从编到写到画，每次都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把活干完，然后又陷入无所事事的状况中。在不到一年的下放锻炼期间，我全部的收获就是编了两期黑板报、在厂区的山上打了一只鸟、在新丰江水库里钓到了一条鱼，外加吃了很多顿老鼠肉。

这段时间，无所事事的我请了好几次假去深圳找工作。之前的深圳虽然拒绝了我，但这座年轻的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我应该想办法在这里找到一个舞台。

初到万科

    1991年4月，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84级师兄郭钧的介绍和相关面试，我终于去了深圳，进了深圳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在总经理办公室当职员。那时的万科在深圳是一个中型企业，经营着从进出口、百货零售、来料加工、广告到房地产等二十多种业务，既不显赫也不突出，但对我来说已经喜出望外了：我终于被“不需要”社会学的深圳接纳了。

刚到万科没几天，郭钧领着我参加总经理办公会，让我做会议记录。我们进去的时候，王石坐在主席位上，穿着吊带裤，一脸严肃。当郭钧向他介绍我的时候，王石侧着身子一动不动，既不打招呼，连头也不点一下，只是用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我，好象要把我吃了似的。我当时心想：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后来才知道，这是王石一贯的风格，很多在万科工作多年的老职员见了王石，还是不由自主地要打哆嗦。后来我舅舅有一次见了王石，跟我说：“你的这个老板身上有杀气。”

就是这个身上有杀气的王石，后来带领万科一路过关夺隘、杀向全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我也在王石的带领下，在万科这个舞台上，取得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辉煌。

创办《万科周刊》

1992年3月，《万科周刊》创刊了，郭钧是主编，我是编辑。半年后，郭钧外派出任天津万科的副总，我成了《万科周刊》的第二任主编，并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三年，是任期最长的主编之一。我想，时至今日，我在王石心目中的位置可能还是《万科周刊》的第二任主编，而不是什么北京万科总经理、上海万科副总经理之类的身份。

这份小小的企业内部刊物，就这样成为当时浑身充满事业理想而又压抑许久的我尽情释放所有激情和梦想的载体。在我的眼里，它就是万科和中国新兴企业的《新青年》，我突破了所有企业刊物的模式，完全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办刊。版面从12页连续扩到36页、发行从200份扩大到7000份、工作人员从2人扩大到10人、每年有上百篇文章被全国公开刊物转载、很多人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新一期的刊物……在这些枯燥数字的背后，是《万科周刊》这样一份企业内部刊物，已经成为全国企业刊物毫无疑问的领头羊，成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的财经刊物，为万科赢得了巨大的无形资产，为万科企业文化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2—1994年的深圳，正是一个财富飞速膨胀、社会心态极度浮躁的年代，到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景象。就是在这里，在一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暴富城市，一群来自北大、复旦等学校的青年人，在理想主义的信念支持下，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才华都投入到了一份小小的企业内部刊物之中，创造出了一个传奇。我自己的记录是曾经连续十个月没有上过街，只是在宿舍和办公室之间来回往返。王石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加班加点工作，这在万科是常有的事。但象《万科周刊》编辑部这样连续数年长期加班的情形，这在万科历史上是极其罕有的。有个对爱情的比喻：对于爱情，男人是用心去爱，而女人是用生命去爱。我的体会，对于《万科周刊》，我是用心去爱，而《万科周刊》编辑部的年轻人是用他们的生命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