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8月21日



追求经济效益的“国家援助”不一定可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为应对当前外贸颓势,培育外需新增长点,在十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出了“共享发展计划”。为此,笔者接受了新华社、和讯网等 著名媒体就此话题的采访。我的基本观点是:这个计划“初衷”很好,但做起来很难,很容易花了钱却达不到效果。而且在当前国内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这一计 划也很难在国内达成共识。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孙立坚认为还是要进行制度改革,激活民营经济“走出去”,甚至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应该给予适度的支持。另外,还要创造条件,提高百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让老百姓有能力消费、安心消费,为中国政府的海外援助打下良好的国内社会基础。 以下就是根据采访实录的内容而改编的内容。


  问:你怎么看许善达先生提出的“共享发展计划”?(为应对当前外贸颓势,培育外需新增长点,在十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出了“共享发展计划”,他建议国家设计一项对外援助计划,用一定数量的外汇储 备和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偿还债务可以由国家信用、项目收费等多种方式。这种项目的实施可以带动劳动力及多种生活资料、生产 资料的出口,可以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种援助计划是国家信用为主与市场机制协调的行为,需要动用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资源投入来减少受援国不还债或无力还债的风险、获取中国的国家利益。)你认为中国是否需要有一项相关的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

  答:这个计划相当于用人民币培育外部市场,为我们所用。我们借给他们钱,他们给我们市场,并打开中国厂家的出口渠道。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我本人也人也同意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效果“可遇不可求”。至少现在这样的思路能否立刻产生规模效应,这还得另当别论。否则,我们也会重走日本ODA失败的老路(事实上,很多实证研究都表明: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方式(FDI)要比ODA带来的 “双赢效果”明显得多)。对外援助资金能否用到位,能不能使得对方整个社会对中国产生好感,或者说欢迎中国企业进入当地国家进行投资,还需要其他许多配合的措施跟上去。

  实际上援助是不是落到实处这是成功与失败的区别所在。如今看到中国也想尝试ODA的做法,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也在走,就是外汇储备多了去怎么使用的问题,通过ODA期待打开外国市场,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中国发展的亲和感带给当地的社会,而是用钱买断当地对中国产品的"偏好",提高对中国企业欢迎的程度,这个很困难。今天中国援非项目中很多是不追求商业报酬的,这样的“友好”动机让别人无戒心的认可,也花了一段艰苦的岁月。所以,今天出于某种明确的经济利益做援助,可能会搞不好变成花钱“不领情”的尴尬局面。那么,我们是否有了不计报酬这样的心理准备和宽容的大国心态呢?

  当然,如果援助的对象是生产资源型国家,而且,又是对方国家掌控了相关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对它采取援助,可能会得到一些对等回报。但是一旦钱下放到市场,我们要求他们也给我们“礼尚往来”的对等回报,或者说解决我国企业的就业和出口或投资利润的问题,以消化我们自己过剩的产能。那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问:所以这个计划强调了是国家信用为主与市场机制协调的行为,需要动用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资源投入来减少受援国不还债或无力还债的风险。

  答: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是先考虑 自己国家利益,在考虑跟中国进行礼尚往来的合作关系的时候,如果对方国家的社会阶层因为自己企业的利润和就业感到了压力,那么,很可能就会反对中国产品进 入他们的市场,即使他们创造财富所仰仗的生产环境可能完全是由中国的ODA方式提供的,照样会出现不友好的做法。此时,国家也会把屁股坐到影响他权位的本国大众那一边,否则,大家会指责政府到底是维护外国人的利益还是站在我们老百姓的立场上?(民族主义思潮在贫穷落后国家和经济危机严重的发达国家都有很强大的群众基础,我们自己也应该深有体会)所以,有经济利益的对外ODA战略确实存在较大的风险。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反对我们去负起“大国的责任”,建立对我们有用的多元化市场。现在日本也在反省当初他们热衷的对外援助。为什么他们会反省,是因为看到自己投入了过多资金而无法完全得到对方对自己行动的认可。但实际上,当主权国家的大众感觉到外国人插手过多的时候, 对方对你的反感也在增加。美国就是这样,到处送钱,到处想成为世界的警察,也到处干预,想拿钱买别人对他的信任,但是当地老百姓却很反感,只是顾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震慑力而不敢乱来(9.11事件有些学者就把它看成是这类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光靠当初“马歇尔计划”,是不可能取得美国日后成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我想说的是,在这当中我们就要考虑援助的战略,如果眼光放远一点,并不是要求我们的援助就不能“亏损”(不能不计报酬),而且,民众对援助的意义也能认识到这样的高度,那么,反而我们会不经意之间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也就是说,可能这种援助在短时间内收不到效果,或者在某一阶段起不到效果(也就是起不到帮我们摆脱眼下经济危机困扰的作用),没关系,这个援助我们不需要回报,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收入补偿,那么这种援助反倒今后那一天可能真正会得到比我们预期高得多的“收入”。相反,如果我们太斤斤计较,需要他能够给我们对等的回报,可能这种援助,得不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另外,自己国家贫穷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把资金拿来援助,这当中可能会有民众反感的力量在里面,援助的运作成本会很大。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对援助这件事,我们即要注意到它的好处,但也要充分认识到援助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说做就能够把它做好。

  问:这个计划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我 面就是在说这个道理,我觉得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对那些具有要素市场的贫困国家加援助的力度确实是一种战略的思考,因为要素资源基本上都在国家掌握中,这相对来讲会起到很好的经济交流效果。也就是说,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是对方国家所控制的,那么,这种援助会起到我们所期待的经济互补效果。

  如果说这些要素是市场决定的,那么,认为可以通过国家的公信力(与其签署正是文本)约束对方国家的市场给予中国经济上的支持,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市场的力量如果受到当地政府因为出于对中国利益的保护的目的而进行的严厉的管制,那么,将来我们所援助的地方可能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抵制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企业。我再重复一遍,除非我们做好这样的准备,我们援助完全是无偿的,从本质上我们不希望对方给我们什么样的回报,这种做法对方国家在今后某一个时刻会真正给我们一个惊喜的回报。

  另外一点,我也注意到,这种无偿援助会受到国内政治势力(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强烈反对,日本就是这样,中国民众现在贫富分化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大众舆论也不希望把这个钱“流”到国外去,只有当我们社会上下对援助这个问题达成了共识,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问:现在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答:比如说要重视资源型发展中国家,对其加大援助力度,争取我们的资源不受欧美市场控制,能够打开自己的获取资源的渠道。另外,我们援助的对象国家,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最好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的组织,以国家辛迪加“组织”的方式开展援助,然后以国际组织的约束力要求对方偿还无息贷款的本金和有息贷款的金额,这要比中国与一个国家单方面进行交涉公信力更强,效果更好。对于政府控制资源能力比较稳定的国家,就不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可以直接跟这些国家进行对话,实现我们自己预期的经济战略目标。总之,用外汇储备进行双赢目的的“援助”要掌握好分寸。

  问:您觉得“共享发展计划”有可行性吗?

  我认为如今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渠道收窄的情况下,如何释放它的有效做法当中,我觉得应该要做,援助是我们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率非常重要的渠道,但这效率并不反映在急功近利的行为和目的上。以前大家忽视了这个想法,现在要重视援助的长远效率。

   问:为了提高援助的效果,您认为现在中国最需要做什么?   

   答:我认为目前最应该做得是改善民生,为对外援助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 这一阶段,在政府扶持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把促发市场的活力的机制建立好。虽然经济是回暖了,但是民营经济在市场的份额却有减少的迹象,市场准入的门槛在某些反面反而更高了,民营经济获得资源的难度加大了。这样在民营企业就业的广大大众群体的收入能力就很难出现实质性的改变,于是,就会更加看重财富的分配问题,援助就有可能被误读为“肥水外流”的现象了。所以,中国还要通过不断的制度改革。现在是制度改革,激活民营经济最关键阶段。要让优质的企业能够赚到钱,让更多的老百姓在这些优质的企业里充分就业,获得高增长的收入。从而培育我们自己的内需市场,当然这也离不开社会保障的改善。当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贫富差距缩小了,那么,“肥水不外流”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自然就会不挡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