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商业思想的发展
一
从《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简称《法学讲稿》）到《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的核心思想如分工理论和价值理论在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比如分工理论，关于分工的作用、分工产生于交换以及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等思想，在《法学讲稿》中已经有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国富论》中，不过引用更多材料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而已。不过，在某些方面，从《法学讲稿》到《国富论》，斯密的思想还是有所发展的。
斯密关于商业作用的思想，在《法学讲稿》之第二篇《论警察》（续）之第十七节《商业对于人民习俗的影响》中有过系统阐述。斯密首先肯定了商业的发展对于形成人民诚实和守约的习惯的作用。在他看来，荷兰人比英格兰人，英格兰人比苏格兰人诚实和守约，不是由于民族性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在商业发展程度不同的背景下，诚实和守约对人们的利益有着不同的影响。人们之所以愿意诚实和守约，只是因为这种行为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长期实现。同时，斯密也看到，商业的发展，商业精神的普及可能对一国国民性格产生某些不良影响。首先，商业的发展使人们的见识变得狭隘。斯密主要是从分工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影响的。由于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人们终其一生只从事一种工作，于是变得思维狭隘，知识浅薄，反应迟钝，从而失去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其次，商业的发展使教育大受忽视。在商业发展的国家，分工的发展使很多工作变得简单易行，使未经教育的孩子也能从事从事简单的劳动而获得收入。于是，家长们越来越不愿意将孩子送去学习文化知识而是送进工厂挣钱。斯密认为，商业发展导致的教育削弱从长期来看可能对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公民素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再次，商业的发展使人们豪气消沉，失去尚武精神。斯密认为，商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奢侈品，使人们沉溺于享乐，于是失去锐气，变得怯懦而猥琐。
商业发展对国民性格可能带来不良影响的认识，属于典型的“传统智慧”。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对商业发展持保守态度的色诺芬就持有这样的认识。此后，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对商业作用的认识基本上也局限在这样一个狭隘框架之内。《法学讲稿》来自1764年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之前的课堂演讲。这时的斯密，由于其思想观念受到长期的基督教精神的浸淫对商业持保守态度。作为一个清教徒，崇尚节俭，主张简单而自然的生活，反对奢侈和浪费。这样一种观念，在其经济理论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但是，这样一种保守思想与他的通过分工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核心观念是有矛盾的。因为，按照斯密一直的观念，分工的发展取决于交换半径的扩大，而促进交换半径扩大的力量，无疑在于商业的发展。在离开格拉斯哥之前，斯密还没有充裕的时间来反思自己理论体系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也未能对自己的商业思想进行改进。
二
1764到1766年间，斯密作为私人教师曾经陪同巴克勒公爵在欧洲大陆游历，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法国。这期间，斯密与法国启蒙思想家有过广泛接触，在很多方面接受了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观念。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孟德斯鸠（1689—1755）有着系统而深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对于商业或者贸易，孟德斯鸠充分肯定了其对促进理性精神，改善国民性格，柔化风俗习惯的正面影响。孟德斯鸠反复强调，贸易的发展“使野蛮的风俗日趋典雅与温厚”，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贸易的精神自然地带有简朴、节约、节制、勤奋、谨慎、安分、秩序和纪律的精神”。孟德斯鸠还将贸易的自由扩展看成是推动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认为贸易的自发扩展推动着竞争秩序的形成，银行制度的产生，公司制度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的扩展等等。在斯密访问法国期间，孟德斯鸠的思想在法国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斯密通过与法国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接触间接接受了孟德斯鸠的思想。对比斯密的《国富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可以看到孟德斯鸠对斯密多方面的影响。
在《国富论》中，斯密摒弃了关于商业作用的“传统智慧”，建立起商业发展瓦解封建制度及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纳入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富论》之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之第四章《都市商业对农业改良的贡献》中，斯密首先提出商业发展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为农产品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二是为乡绅的消费提供更多的选择；三是使农村居民摆脱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获得安全和自由。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斯密将这几个方面的作用，尤其是乡绅消费选择的增加及农民人身自由的实现，理解为瓦解封建制度和催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力量。在斯密看来，在制造业和商业向农村渗透之前，农村的乡绅、贵族领主拥有大量的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由于可行的消费领域过于狭隘，而领主或乡绅个人的消费能力也很有限，于是将大量剩余产品用于宴请、送礼或者豢养食客奴婢、卫士家丁。这样一种消费本质上是对财富积累的破坏。当然，这样一种破坏性消费对于构建稳定的农村社会秩序，对于稳定封建制度也具有重要作用。乡绅贵族通过这种途径建立起自己在农村世界的权威并使封建制度得以维持。随着制造业的发展，随着商业向农村的渗透，奢侈品消费日益进入乡绅和土地贵族的消费选择中，乡绅和地主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随之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
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当商业的发展使剩余产品更加易于转化为货币而奢侈消费向乡村的渗透使那种个体性集约性的消费成为流行趋势之后，乡绅贵族与食客奴婢及卫士家丁之间的传统关系松懈了。“国外商业与制造业的兴起，渐使大领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余产物与他物交换。……他们一发现了由自己来消费所收地租的全部价值的方法之后，他们就不愿再和别人共同享受这价值。他们就宁愿把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或其价格，用来换取一对金刚石纽扣或其他同样无用而无意义的东西，随而也把这粮食所能给他们带来的权威一并舍弃了。”[i]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乡绅贵族利用其与农民之间天然的联系，比如富人向穷人提供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救济或者庇护以及其他援助，保持着乡村封建制度的稳定，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障碍。很显然，在地主能够且愿意向农民提供庇护的背景下，农民更加倾向于留在农村而不是进入城市的工厂接受雇佣剥削。商业的发展，奢侈消费向农村的渗透，有效破坏了这种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庇护关系，从而成为瓦解封建制度和催生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乡绅贵族消费模式的这样一种变化，实际上是消费中理性主义的觉醒，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觉醒。这样一种理性的消费模式的产生，不仅使乡绅贵族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松解进而瓦解，对于乡绅贵族来说，由于商业精神的渗透所养成的谨慎、节省的习惯，也成为推动资本积累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商业的发展及其对奢侈消费的推动，推动着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因为在新的消费模式之下，货币地租可以给土地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当然，地租形式的这一变化，也赋予劳动者更多的自由选择。——劳动者对土地的人身依赖逐步松懈了。
三
斯密将商业发展对封建制度的瓦解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推进看成是一场革命。“对于公众幸福，这真是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但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于商人工匠，虽不像那样可笑，但他们也只为一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可赚钱的地方去赚一个钱。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ii]由于其清教徒信仰，斯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将奢侈消费看成是一种恶。但是，恶的奢侈消费的发展的结果却是善——它瓦解了封建制度并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这个意义上说，斯密受到孟德维尔的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这段话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体现了斯密一贯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斯密的观念里，这样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不是人们有意识策划和推动而产生的，而是自我利益背景下经济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无意识行为的积极后果”所反映的，仍然是“一直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这里，斯密提醒我们的仍然是，制度积极演进的前提是自由放任。
200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