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五四时代少年中国学会倡导的“工读互助团”的自愿和短暂的新生活的试炼相当不同， 1942到45年先是在延安，后又扩大到其他根据地的旨在造就“新人”的整风运动是严格领导和组织的、除最高层的几个乃至一个人之外是几乎针对所有普通党员干部的，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它和斯大林的组织整肃也有所不同，它不是重在组织清理乃至流放处决，而是重在思想改造，最后使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心悦诚服地拥戴和忠于领袖，坚定地思想统一和团结一心，严格地服从组织并富于奉献精神。它为后来的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而它也的确相当成功地创造了一批史无前例的“新人”。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对这一运动的一个宏观研究；一位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记者的弗拉基米诺夫（中文名叫孙平）的《延安日记》则提供了一个密切的观察者的记述；而李南央编辑的两大卷《父母昨日书》收录的李锐、范元甄近百万言的的日记和书信，则反映了作为亲历者的遭遇和感受。

这一运动的一般模式是先由最高层发动，规定一系列学习文件，按照这些文件和标准，通过各种组织活动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个个检查，人人过关。每个人必须严厉地批评自己，同时也必须严厉批评他人，也许最后组织处理可以从宽，但思想批判必须从严，且这种对人对己的严厉态度也是日后是否从宽的一个依据。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回忆任何一点与革命身份和组织要求不合的东西，包括详尽地回忆历史，狠斗任何一点个人的私心杂念，完全向组织交心。这一过程让所有人都产生一种原罪感或负罪感，都感到自身的不洁，就像经历一次持续高温的“桑拿浴”，每个人都必须赤条条地，互相努力发现“不雅”和使劲揉搓污垢，对自己最亲爱的人更要如此。会有一些人被组织清除出去，甚至可能会有一段人人自危的恐怖时期（比如在“审干”或“抢救”运动一度有不少人被捕和自杀），这硬的一手必须保持，但政策最后一般还是会进行调整，大部分人还是会得到解脱。这时的人往往产生一种脱胎换骨、无比“轻松”地被“解放”的感觉，并有了一种领袖无比英明和组织高明的感觉。此前痛苦的烘烤和磨炼甚至成为一种日后骄人的宝贵资产。

比如我们在范元甄的书信日记中读到，她开始也很不习惯，为什么要求每个人都要尽量把自己往最卑污处想，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一下都变得如此凶狠，连在家也要互相“剥皮”（尽管当时延安的大多数普通干部夫妻并不住在一起，而只在周末才可请假团聚）。但后来通过反复的学习批评和浸染于这种持续的怀疑和敌对思想气氛，她觉得自己应当绝对相信组织：组织怎么可能冤枉一个人呢？1943年4月1号，她的丈夫李锐因另外一个人不堪压力咬其是特务而突然被捕，她开始也不理解，不相信，后来却慢慢觉得李锐正面的“一切都是为了麻痹我”了。于是，“在从精神上和他断了的那天起，我就和我所属的集体亲密起来了。”她在当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写到：“我不应该再做党的逆女，我决不再伤母亲的心!”她批评两个研究室的同事在会上过关的态度“一个狂妄到极点，一个装死狗”，都是“混蛋”。转而认为被捕的就是最坏的，说李锐“这王八蛋不知究竟干了多少害天伤理的事!”“以后要逐渐做到，任何一部分组织就是家，工作、学习就是爱人。”然而，我们也许可以说，她只是在政治思想上过关了，一些植根于人性的特点还是会顽强地起作用，就在这一段时间，她与被派去审查她的有妻室的邓力群却“发生了不应发生的关系”。

不像许多经历过这一运动，尤其是经历了后来直到文革的一系列阶级和路线斗争的人们晚年对自己的遭遇和思想有相当的反省，范元甄的基本思想迄至2008年去世却几乎再未动摇过。她出身于富裕家庭，刚参加革命时风华正茂，十七岁就已是重庆《新华日报》小有名气的记者，得到周恩来夫妇的喜爱，十八岁和李锐结婚后即来到延安。她是热情、率真的，但后来越来越政治化了。在动辄是国家命运的大事面前，个人和家庭的事情自然就都是小事了。她不怎么以家庭亲人为意，甚至屡次向组织写信揭发她自己的亲人，断送了他们的前程，她也不让自己的婆婆进门，使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她在李锐被捕后第一次与之离婚，在他出狱后复婚；但在李锐被划为右派后又第二次离婚。她的亲生女儿李南央写到：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她认为“亲不亲阶级分”，但她也不容易善待邻居和家里的阿姨，很少有自己的朋友，尤其到了晚年，更是常常生活在怨恨之中。“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 李南央认为，母亲的悲剧可以内在地与其“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脾气”有关（奇怪的是，这些在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个性脾气却没有被改造，或许它在政治上不是看作很重要，重要的是对领袖和组织的忠诚和阶级与路线斗争的觉悟）；而“彻底地将她改造成了个‘新人’的致命的、强大的客观外力”，李南央认为正是发端于四十年代那场强大的思想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