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不像作家的作家

 

                                              易清华 王跃文

 

    易清华：据我事先的一个随意性调查，很多喜爱你作品的读者是很难定位的，他们不论年龄大小，什么性别，学养的高低和职业的尊卑，都爱看你的书，并把你引为知己，你能解释你为何如此受欢迎吗？

    王跃文：其实很简单，原因也许是我的作品引发了读者内心的某些共鸣。文学是一种虚拟情境，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仿佛就是做了一次“爱丽斯镜中漫游”。作者首先要成功地打开一扇门，能把读者带进去，去体验一种他熟悉或陌生的新世界。这个世界给他展示也来的东西，一定是他平时想看而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的东西。这种体验给他快感，给他满足，也能引发他对自己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思考。其次，你创作的虚拟情境要反映生活的“真”，人物的“真”，这种“真”不仅是具象的“真”，现实世界的“活灵活现”，更是抽象的“真”，即作品对生活本质的揭示，对隐藏在种种纷繁无序的现象下人物命运和人物内心的揭示，是人性的真实，人的生存状态的真实。我觉得，正是这种普遍意义上的“真”引发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学养职业读者的共鸣。

    当然，不可否认，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小说大多以现代官场为题材。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治社会，其必然结果是权力意志决定一切，权力崇拜和权力畏惧理所当然。社会的商业程度提高之后，权利又愈来愈等同于利益。这种社会文化土壤中，“官本位”愈加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官场是最大的利益场，万人瞩目，万人向往。不光那些得利者乐在官场，有些骂官场的也向往官场。官场本来就在聚光灯下，写官场的小说肯定很有读者。但我并不承认自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窥视欲而写作的，我不太喜欢写那些所谓揭秘的东西。如果说揭秘，每天见诸报端的关于官场的报道，更具有提秘效果。

    易清华：我觉得应该不光是你写了他们熟悉的生活，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机关内幕，一些官场轶事，甚至是所谓的秘闻，我觉得不应该仅仅如此？通常我们看一部作品，能够得到心灵上的触动和共鸣，应该是一种精神上和审美上的事情，能说说你写小说最初的动机和最终的追求吗？

    王跃文：从最深处讲应该是一种叙述冲动吧。我想小说家一定都是叙述冲动很强烈的人，这种冲动不可遏制。人活在世界上，看了，听了，经历了，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就想说出来。小说不同于生活中的讲话或者演说，你要创造，要虚构人物情境，你自己也要不停地追问、想象、思考，要巧妙地把你的看法和困惑藏在里面，这也很有乐趣。

    但我最感兴趣还是探求生命的本质和人性的真实，探求人类生存状态的真实。我的写作过程其实是我不断探求思考人的生命、人性、人类的生存状态的过程。只是恰好我选择了官场这一领域作为我的探求对象。正是通过对官场人生的精神性书写，我看到了生活的荒谬、无奈和人性缺失的荒凉。我写小说好像没有什么“最终追求”。人，人性，人类已然的生存状况和应有的生存状况，永远是我关注的主题。当然，还有对小说艺术各种可能性的新尝试、新挑战，这也很有吸引力。

    易清华：有人说你是一个官场作家，畅销书作家，帽子一顶顶往你头上戴，作为一个作家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是怎样的一个作家？在内心深处，特别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王跃文：不在乎别人给我戴怎样的帽子。要紧的是我写的小说有没有人看。如果写小说没有人看，不如写日记。有人一说他是官场小说家、畅销书作家，就觉得很丢脸似的。大可不必。这正中了某些人的圈套。有的人写的书没人看，就自命小众和高雅，很了不起似的。这实在是一种藐视读者的可笑姿态。读者才不蠢哩，别以为你自我抬高了，人家就买你的账。曾有作家自我安慰：我的小说是高级的，虽然当代人读的少，但世世代代的读者加在一起，还是很多的。

    很可爱的自我安慰。我看至少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诞生过这样的书。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从来没有。《论语》是高级的，但它从来就是畅销书，曾经畅销到凡读书人必读。若不是社会进化了，《论语》仍是中国第一畅销书，如同异域之《圣经》。但是，《论语》从来就不因其畅销，就可怜巴巴地抬不起头。中国古典文学所谓“四大名著”，无一不是畅销书。我至今不知道中国自古有哪本高级的书，每世每代都有凤毛麟角的读者，然后加起来就有庞大的读者群了。

   所以，我在内心深处特别想成为一个拥有亿万读者的畅销书作家。当然，尽量成为好的畅销书作家。

    易清华：你喜欢阅读什么样的作品？是的，我指的是小说，是否曾经受到过谁的影响？

    王跃文：我最喜欢的还是鲁迅。如果一定要说我受谁的影响，那我肯定受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作品我到现在有些还能背诵。他深邃的眼光，他对国民劣根性那种令人胆寒的揭示和批判，他隐藏在冷嘲和讥讽之下的热爱和痛楚，这些对我来说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我写官场小说其实也受鲁迅先生启发。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里有一篇文章，叫《谈皇帝》，鲁迅先生说：“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鲁迅先生在这文章里举喂皇帝吃东西为例，给皇帝吃菠菜，又怕皇帝怪罪给他吃的太便宜，所以哄他说是吃“红嘴绿鹦哥”。我每次想起这段便哑然失笑。这不正是现在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吗？有时皇帝也未必就不知道这“红嘴绿鹦哥”就是菠菜，但也就不吭声罢了。官场如戏场，上下级之间，往往心照不宣，配合着把戏演下去。大领导下基层，往往会被事先布置好的现场蒙蔽。但是，并不是领导愚蠢，甘愿上当罢了。没有哪个大领导是天下掉下来的，都是地里长出来的。自己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如今又甘愿接受下面的糊弄。大家都讲游戏规则罢。

    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以前曾有一本程高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枕边书，不知看过多少遍，已经翻烂了，封面封底都已脱落，我又小心地粘好。现在我家里还有好些版本的《红楼梦》，有时也还拿出来读。《红楼梦》给我的最大影响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包括人生观（幻灭，悲凉）、意境和语言的美，既大雅又大俗的那种东西。

    易清华：当然，我们都知道，你喜欢看过往文人留下来的各种杂书，你曾在博文《杂书谈》中说，“写小说的若能皓首穷经，做点学问，自然是好；倘若资质不及，则应书不厌杂。陶渊明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有所会意最是要紧。读书越是驳杂，于写小说越有好处。”你阅读西方的经典作品和现代小说吗？在我看来，阅读这样的作品，应该于写小说也会有好处的，甚至比前者更甚，你认同我这一观点吗？

    王跃文：我好像并不认同。西方的经典小说，我读得多的是巴尔札克、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他们都是宏大的作家。我很喜欢法国小说。拉伯雷的《巨人传》我读过好几遍，我喜欢那本书里无所顾忌的大笑，那种戏谑豪迈真的很大气。尤瑟纳尔的长短篇都很好，《一弹解千愁》尤好，写人物的矛盾心理和复杂性格到了极致。图尼埃尔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和《桤木王》好，这是颠覆性的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过一套“午夜文丛”，都是法国“新小说”，其中有一本叫《逃亡者》，作者是克里斯蒂安·加伊，叙事节奏和语言节奏给我很深印象，音乐感很强。当然我看的是翻译本。我还有一本最喜欢的书，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堂·吉诃德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西方经典小说，我认同的是他们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法，他们不疲倦的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他们毫不掩饰的幻灭感。他们作品后面的支撑很坚实，这是中国当代很多小说所缺乏的。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叙述，更多与你内在的气质和所处的文化传统有关系。对于我个人而言，外在的模仿很困难，没有什么意义。

    易清华：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你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秋风庭院》、《开始或结局》，特别是那个《漫天芦花》，甚至是还有那个短篇《乡村典故》。《漫天芦花》里揭示的东西是很残酷的，是我近年来看到写人性相当深刻的一部力作。《乡村典故》中的人物满叔我真是太喜欢了，在乡村生活时，我就接触过像满叔这样的人物，他真的太可爱了，几乎就是一个说话的天才，而且他的说话状态一直处于一种“出神”状态，要是没有相当功力，是无法塑造出这个人物来的。请你捎带说说你是怎样“处理”你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和语言的，我觉得你这个太厉害了，简直比王朔，刘震云他们那类作家还要厉害，呵呵，这或许是我的偏爱。请以后看到这个访谈的看官不要太在意这个说法。

    王跃文：当然要有原汁原味的生活。小说要有大虚构，但一定要有无数的小真实，生活细节的真实。这些细节真实就能把一个大虚构托起来。而细节的真实只能从生活中来。这是“出神”的前提条件。乡下有一种神婆，能使别人的灵魂附在自己身上，代人说话，传递不同时空里的信息。小说家在写人物的时候，应该有这种能力。《楞严经》里说：“云其离身，反观其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正如你所说的，民间有很多语言高手，其语言甚至是文字无法传神的。我自幼生长乡间，见识过很多这样的人。现在我回到乡间，同乡亲们谈天说地，常常为文字的苍白而喟叹。我自己平日说话也有些“不正经”，喜欢“创造性”地说话。我不喜欢一本正经地做人做事，骨子里就有些顽童气。不熟悉的人，也许会说不成熟，或老天真。我自己觉得这样好，自在就好。

    易清华：当然，从小说的艺术上说，我对你《乡村典故》中的那种比较直接的揭露和谴责的部分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觉得伤害了一篇小说的终极价值。不知你是否想过，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说法？你相当一部分小说都有这个特点和倾向。你小说中的这些元素反而是我不太喜欢和欣赏的。当然欣赏的人会更多，觉得你很尖锐，很深刻。

    王跃文：我同意你的观点。这说明我的艺术功力还不够，还要继续修练。蕴藉的小说才是好小说。可我一时回避不了这个缺点，我摆脱不了常萦于怀的现实关怀情结。我常常恨不能拍案而起，小说如此写来已经很克制了。

     易清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可谓是博览群书，这在你的杂文和博客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似乎，你所关注的那些东西还是人性点的一些缺点和弱点，比如媚上和奉迎等等，所以你的小说似乎缺少现代性，当然《漫天芦花》是个例外，这个小说太棒了。

    王跃文：容不我谦虚地说，我不太理会这个所谓现代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对“现代性”的理解，本身就很复杂和混乱。你这里说的“现代性”，我不知道你是就思维方式还是就小说技法而言。按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人类历史从675年——1075年是黑暗时代，1075年——1475年是中世纪，1475年——1875年是现代时代，从1875年开始就已经是后现代了。在汤因比看来，现代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后现代，则是理性和启蒙崩溃的时代。当然，这都是针对西方历史而言。如果放到中国，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短暂的启蒙时期和理性时期，但很快就中断了。四九年以后很长一段文学几乎倒退回中世纪。新时期以来，重新捡起启蒙的主题，国民性批判主题，但很快又乱了。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状态可以叫做什么时代，但欲望无限膨胀，人人都那么焦虑，能源问题，人口问题，全球生态问题，贫富悬殊问题，权力与腐败问题，等等。人类的未来在哪里？真有真理的存在吗？为什么一切都讲究要快，要快，来不及似的往前赶，又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去，等在前面的是什么。这种人生的焦虑感、荒谬感和荒凉感在我脑子里、小说里都有，而且很沉重，挥之不去。这应该是后现代性了吧？开个玩笑，如果这么说，我的小说缺乏现代性，却不乏后现代性。现代性也好，后现代性也好，不是皮毛之技巧，而是小说内涵和深层的东西。

    易清华：你的确非常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注意到，你经常假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来宣扬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和观点，比如在《旧约之失》中，孔子孟子的思想什么的，等等，不知你自己是否注意？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

    王跃文：《旧约之失》是我的早期作品，写于1996年。我年轻是倒是很读过几遍《论语》的。从小听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所以从小就知道《论语》了不起。《论语》是讲伦理的，讲做人的，本质里是温柔敦厚的，不知为什么这很契合我内心的某些东西。我这人有时还是有点温情脉脉的。孔子是个很伟大的人，也很可爱。但后来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利用，强化了某些东西，就很讨厌了。比如“三纲五常”，这是杀人利器。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我最喜欢老庄，但不是后来的道家。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我觉得无论从智慧，还是从艺术上，都已经是中国文化的极致。但我的人生态度，我的文学观还是讲究入世的，是现实主义的，这也是喜欢孔子的原因。明知不可为而为，太了不起了。

    易清华：最近经常看到你的随笔和杂文作品，读者对你的这些作品反应怎样？你是把它们当成了你的创作主体，还是只是一种调节和某种创作上的休闲？

    王跃文：有很多读者喜欢我的随笔杂文，有的读者甚至说我的随笔、杂文之类比小说更好。都是各有所好，不说明什么问题。我的这类文章篇幅短小，容易阅读，适合休闲时看。又因为我的随笔多少有些犀利幽默，角度刁钻，有人说我的随笔是排球里的“吊球”，用力不重但有杀伤力。读起来很痛快过瘾，不免会心一笑。写随笔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下的生活要特别敏感、敏锐，要有社会参予感和批判精神。但是，我的随笔和杂文又并不一味地只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我不希望自己的写作流于一种新闻评论，那会很没有意思。随笔不是我的创作主体，但也不是我的休闲调节。我还是很严肃地对待随笔写作的，绝对只有感而发。

    易清华：《国画》过去那么多年了，就这部小说，你能否和无比热爱你这部作品的读者说几句话？你觉得你的读者是否真正读懂了你的这个作品？

    王跃文：到今年5月，《国画》出版整整十年。众所周知，这本书至今不能再版。十年间，《国画》的盗版超过数百万册。如果说《国画》真是很有破坏性的，我没看到数百万册书危害过生灵。十年时间可以让整整一代新的读者成长起来。不断有新的读者刚刚读到《国画》，但没有谁因此就头长长角、身上长刺了。

很感谢喜欢我的作品的所有读者。

    易清华：听说你又完成了一部新的长篇？能在此向喜爱你作品的读者透露一点儿信息吗？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倒是特别期待能够看到你新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最近你是否有这个创作打算？

王跃文：正是《国画》出版十周年之际的，我的这部新长篇完稿。当即就被出版社签下了。这也是一部写官场的小说，《苍黄》写的是县级官场，写县级官员们的生存状态。我没法几句话说清楚一部长篇小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书。我的中短小说，自己也喜欢。我写中短篇小说，感觉更用心些。也许是篇幅的原因，有更多时间和耐心去打磨。我算是坐得住的，但出版机构的催促和打扰，也会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我会继续中短篇小说写作，先休整一段时间吧。

    易清华：最后，请你说说你是如何工作和怎样放松心情的？

    王跃文：这个问题我是最没有话说的。我是最不像作家的作家，没有什么怪癖和特别的习惯，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配当作家。你看看很多中外作家，多有个性！我没有个性，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不睡懒觉，不熬通宵，也不酗酒，更不吸毒。总之是平平常常，因而也就资质平平。我不管在单位里写作，还是呆在家里写作，都同上班族一样作息。有些像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放松的方式也是走自然路线，只要随意简单就好。我通常只是散步、爬山，或找朋友泡茶馆。一切需要动用器械，或需要找伴的活动，我都懒得参加。低头散步，或独自傻坐，都会让自己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