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宋公明

 

 

说实话，在下并没有看过《实话实说》节目。对《实话实说》的了解，是因为那一年央视春晚播出了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因此知道了央视还有这么个栏目，知道了说话还可带伴奏。这节目当时主持人是崔永元，一时间火得发烫，红得发紫，据说后来换成和晶，于是一厥不振，而且每况愈下，现在要停播了。

 

 

其实，自小品《昨天，今天，明天》播出之后，这《实话实说》节目就很不好做了。因为小品毕竟是小品，人物是虚构的，说的也不是实话，无非是搞笑而已，不能当真。而《实话实说》毕竟不是小品，不可能玩小品中的那些噱头。人们看了小品之后，再来看《实话实说》节目，自然索然无味，大失所望。和晶接手后，能维持到今天，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实话实说》之所以停播，据说是因为收视率太低。不少人对这个理由不以为然。如果按收视率决定取舍，那么那些让观众一看到就换台的广告都应当取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广告来钱。收视率高的节目赞助商就多，广告自然也就多。好好的节目，正看得起劲时，忽然中断插进了广告，弄得人十分扫兴。特别是一些内容严肃的节目，剧情正在进入高潮，观众正聚精会神屏息以待，忽然跳出一个美女冲你一笑，好似当头一盆凉水，让人兴趣全无，只好换台。这种广告难道不应当取消或改进吗？

 

 

要说收视率，也不全在于节目本身，播出的时间也是关键。半夜以后和一大清早播出的节目，收视率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高的。肯半夜爬起来看世界杯球赛的，毕竟是少数。

 

 

再说收视率高，也不见得就是好节目。有些媚俗恶搞猎奇的节目，又占据了黄金时段，收视率就会很高。

 

 

所以用收视率来决定取舍，是很不科学的。中国有13亿人口，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味。电视应当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不能一味追求收视率。球迷要看世界杯，固然应当满足。儿童，老人，妇女，各种人们的需求也应当满足。那么喜欢实话实说人们的需求，虽然人数不一定很多，那也应当满足吧？虽然在下不喜欢实话实说，也不看这个节目。

 

 

央视不是商业电视台，似乎不应当以经济效益为取舍。但是央视又与纯粹的公共电视台不同，是要拉广告的，所以又不能不重视收视率。这就是我国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不分所产生的弊端。不是说改革中产生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吗？那么为什么不把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分开呢？又要搞商业运作，又舍不得放弃公共资源，两头占便宜，天下竟有这等好事，也就是中国吧？

 

 

现在要搞绩效工资了，《实话实说》停播，节目组这帮人的收入怎么办？那就要看他们能不能尽快搞出收视率高的栏目了。其实所谓实话实说，也不过是个噱头，岂能当真？某国学大师说，“假话不要说，真话不全说”。这话虽然滑头，倒也是经验之谈。“对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早在2000多年之前，韩非子就写过一篇《说难》，论述了说话之难。同样一句话，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场合，说出来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信口开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俗话说，“一句话让人笑，一句话让人跳”。“她长得比你还难看呢”，这虽是一句实话，却可以让对方马上跳起来，“太伤自尊了！”。所以说话也是一门颇为高深的学问。例如向上级汇报灾情，“本区在这场大灾中损失高达200万元”和“本区在这场大灾中损仅为200万元”，就是两种说法。同样的事情，根据需要就要用不同的说法。此外，语调，语速，语气，表情，等等，都有很微妙的作用。直来直去，实话实说，从来不为智者所取。《实话实说》的节目，其实是很难做的，功力不够，自然就做不好。

 

 

别以为大家都愿意听实话。过去国军将领谎报军情战功，蒋委员长明明知道是假的，却也很愿意听，因为这是他自欺欺人的需要。过去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可是历代皇帝老儿从来就听不到实话，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本性就喜欢报喜不报忧，听不得不同意见，说假话的可以升官，说真话的往往掉脑袋。如今仍然有人恶习不改，喜欢对上说假话，对下听假话。例如有的地方上报的GDP数字，政绩工程，往往水份大得很，一级一级向上骗。“春天说个谎，秋天得个奖，来年升个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什么承诺，什么责任状，也不知有几句是真话，反正没看见兑现，不是升官就是拍屁股走人了。对这类现象，媒体虽然也有披露。但是到电视台实话实说，就是两回事了。往往是“说不得也哥哥”。那么《实话实说》节目停播也就不奇怪了。如果不甘心，硬要重新搞个栏目，那么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仿邪批三国搞个《假话假说》之类节目，倒说不定会大受欢迎呢。

 

 

或曰，你干嘛在这里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你就不怕说实话得实祸？这你就不懂了，在下这个帖子，即使有幸发表，人微言轻，也不过是对牛弹琴，自娱自乐罢了，又何足道哉！

 

 

200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