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经济学概论[1]
一、卫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当代大多数卫生经济学家认为，卫生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产生和发展，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和六十年代（英国）的事情。当时，有不少专业的经济学家开始应用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卫生领域的经济问题。
五十年代美国对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从1951年美国经济学会说起。当时，有六篇文章讨论卫生经济学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论文的作者，如E·金兹贝格（E·Ginzberg），F·哥德曼（F·Goldmann），H·E·克拉曼（H·E·Klarman），S·E·哈里斯（S·E·Harris），C·A·库尔普（C·A·Kulp），J·罗森贝格（J· Rosenberg）等后来发展为美国第一代卫生经济学家。著名瑞典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Myrdal, G），被一些人推崇为研究健康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在《世界卫生组织记事》上发表《卫生经济问题》一文，被称为是卫生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之一。
六十年代，卫生经济学有十分显著的发展。1962年和1968年，美国先后两次召开卫生经济学专业的学术讨论会；1968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主持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性的卫生经济学讨论会，发表了题为《健康与疾病的经济学》的会议纪要。这三次会议，使得卫生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了学术论坛，标志着卫生经济学的形成。
英国卫生经济学家艾贝尔·史密斯（Abel·Smith）从六十年代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从事卫生部门筹资与支出，即卫生费用研究。他首先从经济上明确卫生费用的定义，将卫生费用划分为投资性费用和经常性费用，又按照费用的来源将卫生费用划分为直接支付部分和间接支付部分。其次，他还从医学上划分卫生费用，将卫生费用划分为医疗费用，公共卫生费用，培养费用和研究费用。艾贝尔·史密斯对33个国家的卫生费用进行了比较分析。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报告》1963年第17期和1967年第32期报道了他的研究结果。
美国卫生经济学家D·P·赖斯（D·P·Rice）在六十年代发表了两篇里程碑式的代表作。1966年发表的《计算疾病成本》，以后1967年与B·S·柯拍（B·S·Cooper）合写的《人类生命的经济价值》，这两篇著作系统地总结了计算疾病经济负担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
七十年代以后，卫生经济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7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卫生经济学讨论会；1975年6月，在美籍华人经济学教授胡德威主持下，召开了国际卫生费用与支出学术讨论会。1980年9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又举行了一次世界规模的卫生经济学讨论会。1996年世界卫生经济学会在加拿大温格华举行第一次世界卫生经济学年会，1999年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第二次年会。
二、主要研究领域
在卫生经济研究的初期，卫生经济研究讨论的中心是政治性的。有人试图证明医疗市场的优越性。几十年的辩论几乎毫无结果，社会化的卫生保健制度与自由市场的卫生保健制度在西方各个国家继续同时存在。现在，经济问题突出起来，不论是社会化的卫生保健制度，还是自由市场的卫生保健制度，都存在资金短缺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也都存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一方面，卫生资源的可供量十分有限，医疗技术可行性和医疗资金可供量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成为卫生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成为卫生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土壤。
但是，在六十年代，卫生经济学家主要从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特别是费用数据的研究。很少从事治疗效果的经济研究。七十年代开始，卫生经济研究方法有了新的进展，用系统方法将投入与产出，资源与效益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到了八十年代，卫生经济学的讨论进一步深化，认识到，没有一个卫生保健制度能向人民提供在医疗技术上可能提供的一切东西。展望今后卫生经济学的发展前景，许多学者认为，应着重研究下列七个领域：
（1）卫生费用的发展趋势
西方卫生经济学认为，世界范围最大的卫生经济问题，是地区之间，各个阶层之间卫生费用的显著差异。它反映世界各国人民在接受卫生服务上存在十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愈多，用于卫生服务的比重也愈高；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愈少，其中用于卫生服务的比例也愈低。另一方面，就是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少数人享受高级的卫生保健，其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而广大农村的卫生费用几乎等于零。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配能不能改变？西方卫生经济学者呼吁，不要只限于揭露不公平的事实，而应该从理论到方法找到解决不公平现象的办法。有人认为，这是卫生经济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2）卫生保健制度
西方卫生经济学的研究认为，卫生保健制度的差异似乎对保健质量的改善不起决定作用。总的说来，国家卫生服务制，全国健康保险制，社会健康保险制以及私人健康保险制均各有利有弊。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卫生经济学在深入分析不同制度的相对效果上没有工作可做。例如，梅纳特(Maynard)和洛伯罗克（Ludbrook）在1981年对欧洲各国不同制度进行研究, 结果提示，荷兰的私人健康保险搞的不错。后来，魏尔（Ware）等（1986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提示，按服务项目支付费用能对穷人提供较好的服务，似乎比不断浮动收费率的预付卫生保健制度好。美国兰德公司经济学家纽豪斯（Newhouse）的健康保险实验证明，个人负担部分费用对病人就医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哈佛大学的肖庆伦博士（美籍华人）为政府制订医师付费标准，并认为按服务项目付费制要优于对医师实行按诊断分类付费的办法（DRGs）。从理论上说，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HM0）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治疗，可以加强预防保健，但魏尔（Ware）发现，上述结论并不一定合乎实际。认为，按卫生问题付费是最好办法。但有人提出HM0病人的费用水平比按服务项目付费的病人费用水平低40％。总之，卫生经济学应该为建立经济有效的卫生保健制度做出贡献。
（3）内部市场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两种分配资源的方法：一个是通过市场；一个是通过政府。据说，通过政府分配资源比较公平，但有两个缺点：第一，它使个人缺乏创造更多财富的积极性：第二，效率差，因为没有利润这个效率指标，很难判定什么是有效的工作，什么是无效的工作。 其实，公平是相对的，但是，有可能相对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问题在于，在减少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时候，不要把个人争取更大成就的经济刺激也消除了。上述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在卫生经济学领域十分突出。到目前为止，西方卫生经济学家提出的最好处方是，在政府主管的制度下，建立“内部市场”。这就是一个把市场上存在的对效率的刺激，移植到一个不取决于个人支付能力的医疗保健市场中来。就是说要利用所谓模拟项目承包合同制度，去支付服务费用，尽可能与群众的需要相符合，用承包合同“购买”所需要的东西，好像发生市场交换行为一样。这也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克服这些困难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其次是美国实行的健康维护组织HM0s。这种形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另外英国将医疗保健的购买力委托初级保健通科医师来掌握，利用竞争和规章制度来确保资源的合理使用。
（4）健康效益的衡量
在七十年代以前，卫生保健效益的衡量主要只限于对期望寿命的分析和死因顺位的分析。其它效益的衡量方法，比如说，手术次数，入院人数，实际上是对活动的衡量，并非对健康本身的衡量。因为，没有人因为一次患病做数次手术而兴高采烈。
因此，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衡量医疗效益的新方法。它不仅研究生存，而且研究生活的质量。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称为“健康分布”（Health Profile），它衡量病人健康水平的办法是评价下列参数：疼痛、精力、睡眠和疾病。第二个方法称为“健康指数”。这个方法规定一系列“健康状况”，并给每一状况一个相对分数。
总之，对生活质量的衡量在今后会对卫生经济学的发展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健康水平和寿命是否有可能成功地结合为某种计量单位，称为质量调整人年（QALYs），还有人引进失能（disability）概念，称为失能调整人年（DALYs）。健康指数象重量单位那样：1年20公斤，2年就是40公斤；还是象温度那样，今天15度，明天15度，不等于2天一共30度。这些问题也是卫生经济学在今后要加以解决的。
利用健康状况指数，卫生经济评价有了一种新形式，称为成本一效用分析。现在有人提出是否还应有一种新的形式，可以称为风险一效益分析。
（5）关于基本理论
前面主要讨论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现在讨论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标准的经济学概念“需求”与模糊的社会学概念“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需求（demand）是由个人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决定的。不同商品与劳务，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一般商品一一面包，主要取决于支付意愿，但对于奢侈品一一项链，则支付能力起决定作用。卫生保健的需求也受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影响。但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强调说，支付能力不应该成为个人获得卫生保健的障碍。
但是，一旦卫生保健服务处于零价格下，西方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就失效了。需求不再是资源分配的尺度，需要成为比需求更重要的概念。但是，从经济上研究需要的确更加困难。如果有更好的食物，没有人需要黑面包。因此，西方卫生经济学面临着研究什么是“需要”的决定因素的难题。要给需要程度确定价值，还要研究人的价值，以及个人自由的价值。
现在，一个新的理论转变开始发生。在七十年代，西方卫生经济学认为医生是医疗需要的决策人，现在则有了新的认识。西方卫生经济学家认为，病人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最需要的治疗方式。可能这种治疗方式从医学观点看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因此，现在有人主张，在今后，卫生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必须取决于病人自己认识的健康的最优化，而不应该考虑医师认为什么是病人最好的治疗方式。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消费者主权原则一一这是经济学的基础。这个理论对于权威性的医疗专业来说，是很难被认识、被接受的。当然，卫生经济学的个人消费者主权，还应有社区消费者主权（区域卫生规划）。这些都是西方卫生经济学面对的困难的哲学问题，是今后卫生经济学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6）经济学与医学的结合
西方卫生经济学家认为，卫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更加密切地加强与医师的合作。例如，在衡量生活质量时，某些医师已经深深地卷入卫生经济研究。有资料表明，通过健康访问调查客观地衡量病人自己感受到的健康状况（认识到的需要），已经成为许多医务人员接受的观念。但是，合理分配资源的思想尚有一些医师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自己的医德责任要求他们对病人进行最好的治疗而不问其资源消费水平。尽管如此，也有资料表明，某些医疗专业的负责人已经有所认识。认识到医疗技术的可能性和资源的实际可供量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如何最好地分配资源，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对病人进行治疗，与其说取决于医疗技术，不如说应该取决于经济可能性。如何使医务人员认识到正确经济原则对于医疗服务的重要价值，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7）卫生经济学的展望
西方卫生经济学的发展，不到40年。在40年间，卫生经济学研究的队伍迅速增加。仅就英国而言，目前有100多卫生经济学家。英国只有5000万人口，按此比例计算，我国12亿人口该有2400名卫生经济学专业人员。尽管如此，正如英国卫生经济学家B·Abel－Smith所说的，卫生经济学研究要进一步向人们证明自己的价值。许多西方卫生经济学家认为，在今后数十年，卫生经济学在改善国际卫生保健的效果方面起重大作用。但卫生经济学家有责任向政治家和医师证明这一点，使卫生经济学专业为更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承认。
三、中国卫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卫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孕育与诞生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的经济工作者对卫生领域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但卫生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卫生领域却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卫生系统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讨论。1979年元旦，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讲话，提出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课题。同年3月，卫生部总结推广了黑龙江省延寿县药品管理改革，吉林省德惠县科室核算等经验。卫生部、财政部和劳动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同年7月，卫生部确定开展“五定”（定任务、床位、编制、业务技术指标、经费补助），使医院经济管理办法的内容扩展到定额管理、经济核算、考核奖惩等三方面。为了推动医院经济管理工作，卫生系统开始研究医院经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着重探讨医院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内容以及如何评价医疗技术经济效果,如何开展以花钱省、治好病为目标的技术经济责任制的问题。1980年初，开展了对医疗成本和收费标准的研究与测算，发现在医院各领域，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可忽视，发现医院亏本经营，恶性循环，并认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住院难的重要原因。但是，按照传统观念，医院是消费性的福利事业单位，医院职工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甚至认为医院是上层建筑而不是生产力。实践证明，如果不更新观念，医院经济管理很难深入下去。是从教科书的条条出发，还是从实践出发，经济理论面临挑战。总之，医院的经济管理孕育了中国卫生经济学的产生。
1980年9月，为了研究与解决医院经济管理当中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卫生部召开了一次医院经济管理座谈会，代表们就医院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指导原则和实施办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涉及到医务人员的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医务人员的劳动是否应该合理补偿，如何才能合理补偿，如何正确认识医疗效果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卫生事业的福利性等卫生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讨论当中代表们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卫生经济学，在会议的总结中，钱信忠部长指出“单纯依靠医院的经济管理解决不了卫生事业的经济问题”，围绕上述问题一场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学术大讨论在我国卫生系统展开。在卫生部的指导下，1981年1月在武汉市召开了医院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座谈会。1981年9月，在牡丹江市召开了“全国卫生经济学和医院经济管理学术讨论会”。会后，成立了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会筹委会。并决定筹办《卫生经济》杂志。经过一年的筹备，1983年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年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会（后改为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这标志着中国卫生经济学的诞生。
（二）初步发展阶段
中国卫生经济研究经过了初步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讨论了医务人员劳动性质以及合理补偿的必要性与途径问题；卫生事业性质以及宏观发展战略方针与微观经营方针问题；卫生工作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以及卫生工作效益综合评价原则问题。为了提高研究的水平和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卫生部在北京举办高层次卫生经济研讨会，国内知名专家许涤新、钱俊瑞参加了研讨。这使卫生经济在上述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首先，大多数研究承认了医务人员的劳动具有生产性质，或者说是一种对人类发展有效益的劳动，参与价值的形成与价值的分配，因此，为了使卫生事业继续进行和扩大发展，医务人员消耗的社会劳动必须合理补偿，这就为卫生事业实行多渠道、多形式筹集发展卫生事业的资金提供了理论根据。其次，许多研究报告热烈讨论了卫生事业的性质，肯定了卫生事业的性质取决于卫生事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卫生事业是社会保障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政府应该对卫生事业实行一定的福利政策，卫生事业是公益事业，但它不是一般的公益事业，而是需要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事业，卫生事业性质的讨论明确了政府财政仍然是卫生筹资的主要渠道，同时明确了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明确了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要坚持社会效益，也要讲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卫生发展的目标，经济效益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卫生事业性质的讨论为制定宏观卫生发展战略和微观营运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政策研究方面，更新了观念，开阔了思路，其效果体现与落实在政策上。卫生工作必须以社会效益为准则，卫生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在宏观政策上，卫生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战略方针。在微观营运上，则应主动适应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把外延扩大，增加卫生投入和内涵挖潜，提高卫生工作效益结合起来，把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切实贯彻多劳多得原则，改善医务人员物质生活待遇，实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结合起来。政策研究落实在计划上。我国卫生发展的“八五”计划，可以说是十年卫生经济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的范例。它改变了以往以卫生资源自身发展为目标的计划模式，实行以人民健康发展即卫生工作社会效益为发展目标的新模式。在实现计划目标的政策与措施的选择上，贯彻了成本有效性原则，注意成本效益评价，坚持预防为主，贯彻了内涵挖潜与外延扩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研究的结果落实在卫生筹资上，首先，我们继续努力用多种方式开发领导层，争取政府增加对卫生的投入；与此同时，从实行“两种收费制度”开始，逐步调整医疗收费价格，在充分考虑企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收费价格的调整采取小步走、不停步的策略。与此同时，有选择地实行卫生防疫与妇幼保健的有偿服务收费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保偿制。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研究，农民合作医疗与保险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政策研究的结果落实在区域卫生发展研究和综合效益评价上。区域卫生发展与综合效益评价的研究在如何调整资源配置结构上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总之，二十年来卫生经济从理论研究向应用性政策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与此同时，也暴露了卫生经济研究队伍的一些不足与弱点。卫生经济是一门应用经济科学，从理论研究向应用性政策研究，对我们这支年轻的学术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充实许多周边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要脚踏实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国内外一切有学问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求教。只有这样，卫生经济学这门新兴的应用经济学科，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对卫生改革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深入发展阶段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接着中共中央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也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卫生改革与发展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前进，卫生事业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给卫生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什么机遇，提出了什么新的挑战？这些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把卫生经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阶段卫生经济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各级卫生行政牵头组织纵向与横向协作，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就市场经济与卫生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多学科协作的课题研究，例如卫生防疫发展战略的研究、卫生人力发展研究、卫生服务总调查、卫生发展纲要的研究、农村合作医疗与保险的研究、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
新阶段卫生经济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与中国卫生部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1991年6月，卫生部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签定了联合公报，成立了“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该“网络”是世界银行在中国建立的四个培训网络之一。在卫生部的领导下，由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及北京、上海、同济、华西、西安、哈尔滨、大连、山东、湖南等九所医科大学从事卫生经济研究与教学的人员组成。其宗旨是为加速我国卫生改革和发展，培训我国高层次卫生管理干部和中层计划财务管理干部，使他们能在当前经济转折时期，更新观念，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变自己工作的职能；积极开展卫生经济方面的研究，为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卫生经济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使我国卫生经济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七年来，“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先后在北京、成都及南昌举办了高层管理干部研讨会，讨论主题涉及卫生资源的筹集和利用；农村卫生资源筹集；中国卫生经济理论与政策。邀请了世界银行官员及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及卫生经济学家共同切磋讨论。1994年9月，“网络”又协助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举办“海峡两岸卫生经济学术研讨会”，交流两岸卫生体制及健康保险改革方面的经验。卫生经济学从无到有，研究队伍从小到大，研究领域从狭窄逐步拓宽，研究水平逐步由浅入深。在以下十大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1、关于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首先，卫生经济研究明确了卫生事业的一般经济性质。卫生服务具有生产性质。卫生人员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卫生行业属于第三产业，卫生服务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不仅是健康投资，对经济建设有贡献；而且是健康发展，对人类生命质量的提高有贡献。第二，卫生经济研究明确了卫生事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生产性质。大多数卫生服务是公共产品或劳务，是具有外部作用的公益性产品或劳务，即使是一些个人卫生服务，也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卫生事业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对社会公益事业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政府通过在卫生事业实行一定的福利政策来承担起它对人民应尽的责任。
2、关于卫生事业的地位与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民族健康素质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段话，从理论上归纳概括了卫生事业的地位与作用。卫生经济研究对于上述理论概括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3、关于卫生事业的市场环境与政府作用。卫生经济学界对于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普遍认为，卫生事业的发展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与此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在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卫生资源合理配置的宏观调控作用。利用卫生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限制与克服市场机制消极作用，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
4、关于健康保障制度的建设。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的探索，从理论上已经明确，中国城乡健康保障制度的建设，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广泛借鉴与参考各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努力走出一条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具体国情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健康保障制度建设的新道路。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在筹资上采取大病统筹与职工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在支付方式上，要改变目前实行的按服务项目付费的办法，实行各种形式的预付制。乡村农民的医疗保障，要继续完善与推广各种形式的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在鼓励农民互助合作的同时，政府
应该筹集一定资金，解决乡村贫民的卫生筹资问题。
5、关于区域卫生发展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要不要对卫生发展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以及如何对卫生发展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指导和调控的问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卫生经济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首先，卫生经济研究从理论到实践论证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卫生发展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指导和调控的必要性，以及在卫生领域市场失灵的环境下对卫生发展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指导和调控的基本卫生经济政策——制订与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研究，解决了方向道路和指导原则问题。
6、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卫生资金运动（Health financing）的研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卫生资金运动规律性的研究，与政府卫生资金筹集、分配与使用的经济政策的制订、实施与评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卫生部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多次举行国际、国内高层次卫生筹资研讨会，帮助世界银行对我国卫生筹资进行系统研究，与国际卫生政策项目、国际儿童基金会、哈佛大学合作开展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卫生筹资与组织的研究。这些研究活动使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资金运动规律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明确了政府调控的内部医疗市场上需方卫生筹资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组织有调控的内部医疗市场和组织需方卫生筹资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明确了组织社区保健和社区卫生筹资对组织有调控的内部医疗市场和组织需方卫生筹资上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7、关于卫生总费用。在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有关部委的关怀与指导下，中国卫生总费用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一个与国际卫生费用核算体系逐步接轨的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体系开始形成。卫生总费用数据信息的分析评价已经对政府卫生经济政策的制订与评价，特别是卫生筹资政策的制订与评价发挥重要作用。卫生总费用指标已经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8、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客观上要求政府职能发生相应的转变。政府从企业的绝对管理者，转变为企业的相对管理者，只管宏观调控与协调服务，不管微观操作和运行；从企业最大的老板，转变为企业最大的顾客。在卫生领域，由于卫生服务的公益性，由于卫生领域市场功能失灵，政府仍需从供方支持卫生服务提供者，尤其是在体制转变时期；但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要逐步从对卫生服务提供者实施供方财政支持为主，转变为对卫生服务提供者实施需方财政支持为主。
9、关于卫生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服务提供者组织与企业不同，它们中间的大多数是非营利组织，经营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人民健康服务。卫生服务提供者组织的领导人需经政府批准，医生需有政府颁发的行医证书。为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效率和积极性，政府应给予卫生服务提供者自主经营的权利，并通过政府财政从供需双方对卫生服务提供者投入时所采用的支付方式去调控和规范卫生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所以，如何设计适应市场经济的卫生财政预算投入的支付方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政府卫生经济问题。
10、卫生经济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中国卫生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都有很大进展。许多高等医学院校组建了卫生经济学教研室，已有近百名卫生经济学专职教师；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己有近二十名专职的研究人员。从学术梯队看，已有十余名获得相当学术成就的著名教授；中青年教师中，有1／2以上在国内外获得学位，有些中青年教师正在国内外攻读博士学位。卫生部通过卫生经济网络将这些教学研究人员组织起来，发挥了团队优势，在卫生政策研究与教学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卫生部利用卫生经济学会和各种形式的协作组，开展群众性的卫生经济研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已有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有许多卫生经济研究成果获奖。出版了许多教材和专著。卫生经济研究队伍的显著特点和优点，就是学术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逐步从仅仅解释现行政策，到为政府制订、实施与评价政策和规划提供理论与方法学的根据，发挥学术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卫生经济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订了总体框架，也为我国卫生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指出了明确方向。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经济学而努力。
四、卫生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 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卫生经济学研究卫生系统在提供卫生服务时发生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卫生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上述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规律，以便最优地筹集、开发、分配和使用卫生资源，达到提高卫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
首先，卫生经济学研究卫生资源的开发。卫生资源指的是提供卫生服务时使用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以及信息资源。卫生资源的开发，不仅是卫生部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而且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对卫生系统的积极影响。寻找和扩大开发卫生资源的途径、研究如何合理组织卫生资源的开发过程，是卫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卫生事业是劳动密集行业和智力密集行业，因此，卫生人力资源的开发，是卫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卫生技术的开发、卫生设施的建设，卫生信息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也是卫生资源开发的重要领域。
第二，卫生经济学研究卫生资源的筹集和合理分配．卫生资源的筹集和分配是否合理，对于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影响很大。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供卫生服务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卫生资源怎样分配、分配多少？卫生工作有很多不同的目标，在不同目标之间如何分配？实现同一个卫生目标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在不同方法与措施之间如何分配：什么分配制度是合理的，怎样分配才能做到既有效率又公平合理？等等。卫生资源的筹集与分配往往可以用货币价值形式总括地加以反映，表现为卫生资金筹集与费用支出情况。
第三，卫生经济学研究卫生资源的最优使用。这就是说，要研究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现有卫生资源的效率、发挥它的潜力。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只有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协调卫生服务需要、需求与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关系，认真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和卫生机构经济核算，才能提高卫生工作的效率、卫生保健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
第四，卫生经济学研究卫生资源使用的目的。卫生资源的使用过程也就是卫生服务过程。但是，卫生服务本身，并不是使用卫生资源的最终目的。卫生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是为了使人民的健康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评价卫生工作的效果与效益。卫生服务是健康投资，它的效益，要由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福利的满足来评价与衡量。如何正确评价与衡量卫生工作的效益，是卫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五，卫生经济学研究与卫生工作、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卫生这个词，在这里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指健康，另一方面泛指卫生服务，卫生条件。社会生活当中，有不少活动，虽然不是卫生服务，但是，他们可以扩大、增强、维持卫生服务的影响，也可以缩小、妨碍卫生服务的影响。可以增进，也可以损害人民的健康。因此，认真研究与卫生有关的经济活动，是卫生工作的重要任务。从卫生工作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经济活动的规律，就成为卫生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题目。
总之，卫生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卫生服务的经济学，它还是研究健康与疾病的经济学。它不仅仅只局限于研究卫生部门内部的经济问题，而且要运用系统方法认真研究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宏观环境对卫生服务，对人民健康的影响，进而研究卫生服务系统对人民健康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对人民健康的影响，进而研究卫生服务系统对宏观的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影响。
因此，卫生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部门经济学，它还是一门边缘经济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卫生经济学主要是一门边缘经济学，它要求我们在研究与卫生服务相关的各种经济问题时，时刻都要使自己站在整个社会、整个经济发展的高度，把增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的社会效益当作卫生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准则。
（二）卫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卫生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唯物辩证法在卫生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是通过抽象法、矛盾分析法、以及系统分析法实现的。
抽象法就是从现象到本质，又用本质来说明现象的方法。这种方法实质上就是排除次要矛盾因素的干扰，找出规律，形成经济范畴，并用经济范畴说明具体现象。所以，科学的抽象方法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另一方面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前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后者是叙述问题的方法。
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卫生服务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这类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几乎不可能利用实验设计等人工条件，使对象处于不受干扰的地方，在纯粹形态下进行研究的。正如马克思所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展卫生经济学，必须善于运用抽象方法。
矛盾分析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它反映着一切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世界一切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卫生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有其固有的内在矛盾，这就是卫生资源利用与卫生保健制度之间的矛盾。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的各种现象不是彼此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因此，我们对卫生经济现象的研究，也不能孤立地考察，而必须把他们与周围各种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卫生系统，要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环节来加以考察与研究。这就是说，在研究卫生经济问题时，要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内外环境的相互联系中去研究卫生系统，研究卫生服务与健康，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卫生经济问题，常常采用下列具体方法：
第一，投入产出分析。投入，反映环境对系统的作用；产出反映系统对环境的作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析环境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寻找其中的数量关系与发展趋势，研究其合理性和规律性。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卫生经济评价方法，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第二，需要、需求与供给分析。通过健康访问调查，研究居民对卫生服务的需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预测与计算卫生资源的需要量；通过对卫生资源的现状分析和对开发卫生资源的潜力的研究，预测和计算卫生资源可供量；然后，以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中间环节将卫生资源需要量与可供量联系到一起，求得动态平衡。这是卫生计划与管理的基本方法。例如，微观经济学需求与供给分析，计量经济分析，以及宏观经济学关于总需求总供给平衡的研究。
（杜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