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了，这对卫生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在卫生事业建设上，由于不重视或根本否认客观经济规律对卫生事业的支配作用，造成了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不计成本，不讲积累的现象。片面地把卫生事业看成是纯消费事业，不了解卫生事业是为再生产劳动力服务的，是人力投资的组成部分，它对社会再生产，发挥着积极的生产作用。卫生经济学就是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研究在卫生事业建设中客观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的科学。无论从事任何事业，都必须遵循它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是逃脱不了惩罚的。十年浩劫，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我省一些有志于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同志，发自对党的卫生事业的责任感，他们不耻下问、博采众议，广集资料，调查研究，埋头探索，终于在卫生经济学的领域里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这是值得赞扬的。这里发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杜乐勋同志编写的《卫生经济学若干问题》，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为了加强卫生事业的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卫生事业的经济管理水平；为了把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不断引向深入，给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同志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鉴的资料，我们将陆续编印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作为大家的参考。

我们期望着有更多的卫生经济学的研究论著出现。

 

            黑龙江省卫生厅

一、什么是卫生经济学

卫生经济学研究卫生、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相制约和互相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要有两种生产，即人口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要以劳动人口的再生产为前提；人口的再生产，也要以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前提，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互相制约和联系，要经由许多渠道。像教育、体育、营养、住房、环境等等。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卫生事业。大家知道，人口的再生产，就是维持和延续生命。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是生命活动正常进行的一些重要条件。医疗卫生事业，通过对人类生命活动的调节，特别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生命的调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重大的作用；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通过卫生事业的人力投资和技术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卫生事业的发展，进而对人口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以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卫生经济学就是研究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如何通过卫生事业这一渠道，发生相互制约和互相影响的。

传统的看法认为，人口的再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如果把人口的再生产，只狭隘地看成养儿育女，也许可以勉强地这样认识。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人口的再生产早已不只是家庭这个狭隘的圈子所能容纳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家庭曾经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人口的再生产是在家庭里进行的。然而，在历史上，家庭不仅是人口再生产的基层单位，而且也曾经是物质再生产的基层单位。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家庭逐步地摆脱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层单位的职能。从遗传咨询、产前诊断、选择流产和围产期护理开始，经由妇婴保健、幼儿保育、学校卫生，直到劳动能力的健康成长和保健，医疗卫生事业积极参与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包括教育事业、文体事业在内的许多行业，也在为人口的再生产，特别是劳动人口的再生产贡献力量。今后，家庭在人口再生产中的作用，还要进一步降低，人口的再生产，尤其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会成为一个社会化的事业。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就不仅仅只存在于家庭关系的网络之下，而且也存在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网络之下。因此，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化，使它日益发展为一个宏大的经济事业，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

卫生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分配于防治疾病和增进健康的经济资源的最优使用，即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社会对卫生事业的人力投资和技术投资，是卫生经济分析的投入量；预防、治疗、康复等卫生服务对人类生命活动的调节，包括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生命活动和劳动能力的调节，是卫生经济分析的产出量。卫生经济学，要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数学模型或运筹学模型，对卫生事业进行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

卫生事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卫生事业越发展，人口数量越多，消费者越多，人民对保健服务的需求水平越高，保健费用支出越多。因此，他们认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消极作用。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不赞同上述观点。第一，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水平，营养和教育水平，都对人口数量的增长有重要的影响。第二，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期望寿命的影响，主要并不在于使期望寿命有显著延长，而在于使幼儿，青少年死亡率下降，按年龄分组的死亡率数字说明这种关联。因此，认为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人口老化，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未必有充分的证据。第三，卫生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初级保健，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尤其是大力发展集约性医疗护理活动，发展老年医学和老年病院，使人口健康质量提高，使老年人得到社会的关怀，使中青年人无后顾之忧。反过来，可使人民减弱对人口数量的期望和要求。某些发达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除劳动保险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发达的医疗保健事业，特别是有发达的老年医学和老年病院，例如，美国护理之家对老年病人进行精心的护理和初步的治疗，完全可以不需要家属和子女陪护。这就进一步从社会上降低“养儿防老”、“养儿防病”这些旧观念的价值。所以，在我国大力发展护理专业，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巩固和发展农村初级保健网，不失为控制人口发展的一项积极有效的方法。第四，卫生保健费用不仅是一种福利，而且是一种投资，是社会重要的健康投资。健康是社会重要的生命财富。要想发展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人类必须付出代价。其中，就包括健康。这就是说，为了发展经济，人类必须支付一定的健康成本。因为，高健康质量的人口所代表的健康财富，等于倍加的低健康质量人口所代表的健康财富。所以，在人口数量要严加控制的条件下，发展卫生事业，提高现有人口的健康质量，即提高生命质量，是增加健康财富的重要途径。第五，要正确认识保健事业的任务。不能认为，保健服务只限于使人长寿和不生病。保健事业的任务是抚育，保护和修复劳动力。要使人们在接受保健服务之后，朝气蓬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保健事业不仅要从临床医学上研究如何防病治病，还要从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上，研究如何使病人体会到党的关怀，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并使他们满意地重返工作岗位。这是衡量医疗质量的根本标准之一。所以，我们对健康概念的认识，不能过于狭隘。健康的人，应该认为是能够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是身心健康和社会康福。这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最后，医务人员也是开展计划生育的一支不可缺少的技术队伍。计划生育方法的改善，要靠广大实验医学、临床医学和社会医学工作者的努力。

总之，卫生经济学认为，卫生事业通过对人口，特别是劳动力的积极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生产作用。卫生事业是重要的健康投资。那种只从消费的观点、福利的观点来认识卫生事业的经济作用，认为卫生事业越发展，消费者越多，人口越多，对经济发展只起消极作用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保健事业对健康的积极作用。近来，有人对用于卫生保健事业的经济资源的使用效果表示怀疑。认为，用于健康的投资并没有使人民的健康状况有什么明显的改善，甚至对人民的健康有害。其根据如下：一、医疗活动对于改善人民期望寿命的作用下降。近十年来，世界发达国家医疗费用剧增而死亡率变化不大；二、有人分析改善死亡率的历史，发现医学进步和死亡率的下降关系不大；三、有人认为各年龄组死亡率下降到一定限度之后，医疗和卫生科研对健康的影响将达到极限；四、不必要的医疗技术，选择性医疗技术，辩护性医疗技术，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健康有害无益；五、医源性疾病和医疗事故已经成为死亡和病残的重要原因。六、除了死亡率以外，失能率是居民健康状况的重要尺度，但据美国统计，在过去数十年，丧失工作日的数目有上升趋势。由于死亡率和失能率没有明显进展，因此，认为用于卫生事业的经济资源收益甚小。

但是，许多卫生经济学家不赞成上述结论。他们指出，死亡率和失能率并不是健康改善的好尺度。这两个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医疗保健服务的目的。

当流行性传染病威胁人民生命时，死亡率是一个合适的标准。在二十世纪初，一家四个孩子就有一个养不到成人。现在，情况发生变化，死亡率的明显下降反映的是过去的成就。现在，医学的重点发生变化，医学的目的是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富有活力，富有创造性。

同样，失能率的增加并不必然反映保健事业的失败。因此，失能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医学进步的结果。过去，无医可治的慢性病患者，现在可以带着暂时的或永久性的损伤生存下去。此外，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公费医疗制度，以及对待职业和工作的态度等都会对失能率有很大影响，因此，不能认为失能率的增加，就是保健事业的失败。

因此，有人主张用新的尺度来衡量健康的进展。不再使用死亡率和失能率这些相形见绌的尺度。

有人指出，目前的大多数保健措施，目的在于减轻病痛，而不在于治愈疾病；不是使病人完全恢复健康，而是使病人恢复工作能力。因此，提出“健康状况”、“功能状况”、“生命质量”，“功能性健康改变”等新的尺度来衡量保健事业的效果。柯克提出，用《六D》作为衡量保健事业效果的指标。即：“疾病”、“死亡”、“丧失工作能力”、“不舒服”、“不满意”、“关怀”等（因这些词的英文都以D为首母）。

总之，怎样正确认识卫生事业的社会作用和发展卫生事业的目的，是卫生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卫生事业应该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人民健康起积极作用。消极和悲观的论点是错误的。但是消极和悲观的论点，也是大量事实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现实存在的卫生事业是有消极方面。存在这些消极方面，不能责怪医疗技术，而应该从保健制度中寻找答案。只有按照医疗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调整和改革保健制度，上述消极影响才能缩小，乃至消失。卫生事业的社会目的，即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才能真正有效的实现。

 

二、卫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在我们国家里，边缘科学很难发展，可是在世界上，边缘科学都很兴旺发达。卫生经济学就是一个例证。例如，著名的医学文献索引《Index  Medicus》就有三个主题涉及卫生经济学和医院经济管理。一个叫卫生经济学，一个叫医疗经济学，一个叫医院经济学，还有护理经济学。在这些主题下面，文献是不少的。许多著名的医学杂志，象《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医疗保健》、《国际卫生事业杂志》、《社会科学和医学》……都经常有卫生经济学的论文。许多著名的经济学杂志，象《人力资源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也经常发表卫生经济学论文，在荷兰，有一个著名的医学文摘杂志，叫《荷兰医学文摘》。它有内科分册、外科分册、妇产科分册、生理学分册……什么分册都有。还有一个分册，叫做医院管理和卫生经济学分册。把全世界有关医院管理和卫生经济学的论文，都做了文摘。

有关卫生经济学的论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出版物里大量发表。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说是卫生经济学最有力的鼓吹者，也是最大的研究中心。这个组织还有三个卫生经济学顾问，一个是伦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学院的艾贝尔·史密斯教授；一个是华沙计划和统计中心学院社会计划研究所的库纳教授；一个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威斯伯罗特教授。

其他的研究机构，像美国密执安大学就有一个公共卫生经济学研究所，瑞士就有一个卫生和社会经济研究所。

此外，还出版了不少卫生经济学的图书。象美国公共卫生处出版社的《卫生经济学丛书》。其他图书也不少。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卫生经济学》、《卫生人力计划》、《卫生计划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还有纽豪斯：《医疗经济学》、福契：《谁该活着？卫生、经济学和社会选择》、库里斯和威斯特合写的《卫生经济学》等等。

为了开展卫生经济学的研究，世界各国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这在下面还要介绍。

总之，在国外，卫生经济学不是很冷门，而是很热闹。但是，在我国，由于管理落后，而且对管理问题也不像是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另外，对外国的经济学有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地理解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写道：“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因为有了这段话，在左的影响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被认为都是反动的，都是假科学，都是骗人的。没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于是，我们这些搞理论经济学的同志，除非是研究经济学说史，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为了找个靶好打，才去翻翻外国的经济学文献。否则，根本就用不着去看外国经济学文献。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突破。就是说，外国的经济学，总的说来，它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但不等于都不科学，都是骗人的鬼话。资产阶级不研究经济规律，他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他现在混得还可以，还没有去见上帝，说明他们对经济规律不能说一点也没有研究。所以，对马克思的那段话，不能做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理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早就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写《帝国主义论》就利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霍布森的著作。当然，这些都已过去。现在情况已有重大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卫生经济学在国外已经很热闹，我们国内还是冷冷清清，无人问津。直到今天，才提到日程上来。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在这里对卫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卫生经济学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一九五二年，有个人叫摩尔达尔。这个人在《世界卫生组织记事》杂志上，发表了卫生经济学的一篇据认为是经典性的论文。题目叫《卫生的经济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个人是研究卫生对于经济的重要意义的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

一九五七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计算健康水平。研究报告指出，在计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时，不能忽略对健康水平的计算，认为健康水平的高低，是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内容。

一九五八年，默希金在华盛顿出版的《公共卫生报告》中发表论文：《卫生经济学的定义》。认为，卫生经济学研究分配于治疗疾病和增进健康的经济资源的最优使用。主要问题有两个：（一）卫生服务“市场”的组织（二）健康投资的经济作用。

一九六二年，默希金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健康是一个投资》。论文进一步强调健康的经济作用，认为人是需要投资的资本。为了增加人的生产能力，必须投资。他还讨论了健康投资所起的作用，而且分析作为人力资本的两大部分，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卫生，它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他还进一步研究消灭疾病对生产力的收获。卫生事业是为了消灭疾病，消灭疾病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重大作用的。他评价了改善卫生对生产有那些好处，而且计算了，把孩子带到能够生产，能够成为一个劳动力所需要花费的费用。

一九六三年，赛尔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题目叫《医疗保健的经济效益》。论文阐述了医疗保健的经济效益。他认为，那种认为卫生费用不能增加国民收入的观点是不对的。他说，卫生费用是能增加国民收入的。他强调指出，卫生费用是一种投资性费用，而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性费用。同时，他又承认经济效益是卫生保健事业的一个副产品，不是卫生保健事业的主要目的。

一九六六年，法国人德斯坦发表一篇论文，讨论《怎样使卫生计划和经济发展计划结合》。论文认为，健康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从经济分析的观点看，健康或卫生既不纯粹是消费，也不纯粹是生产。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分类法对卫生的经济性质说得不很清楚。他认为，卫生是保证个人和社会生存所必需的，不可压缩的消费，也是一种发展性消费，即对经济发展有益的消费。因为它使个人更有生产力，提高全体人民的满足水平。他认为，卫生事业的经济作用有两个：一个直接作用——增加满意；二是间接作用——增加和改善劳动力，从而增加生产。

一九六七年，赖斯等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发表论文《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认为人的经济价值是由他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每一年龄组的平均收入；二是每一年龄组的期望寿命。这两个因素一定，人口的经济价值就确定了。

一九六七年，泰罗等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题目是《卫生、人口和经济发展》。论述了经济发展对卫生事业有什么影响，以及卫生事业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健康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重要的一种财富。因为在发展中国家里，人口增长过快，于是使人们误会，认为卫生计划太有效了。要卫生事业对人口增长过快负责。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一方面，卫生事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现实的积极作用，它增加和改善劳动力，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最低限度的健康水平，才能使人民同意接受计划生育的主张，最低限度的卫生组织水平，才能实行计划生育的各项措施。总之，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把卫生活动保持在相当的水平，不仅从人道主义观点看是正确的，从经济观点看也是正确的。

同一年，艾贝尔·史密斯在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卫生论文集》里发表论文：“卫生费用的国际性研究和它同卫生计划的联系”。该文对不同国家卫生事业费用进行对比分析，主张建立标准化的全国卫生核算系统，使国际间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作者还强调指出，研究卫生费用的时候，如果不同时研究卫生事业的效果，那么，这种研究的意义就是很有限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五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卫生经济学的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在世界卫生组织主持下召开的。会议的主要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论文集，题目是《健康和疾病的经济学》。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决定如何最优地使用供卫生部门使用的经济资源时，卫生经济学能起什么作用。认为，卫生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卫生产业”的管理和卫生事业的效果。

一九七一年，法国人布鲁耐特一捷利写了一本书：《试论卫生经济学》。这本书是法国卫生经济学领域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第一部分研究卫生部门的生产单位的结构。它的特征以及这些单位如何组织医疗服务。第二部分研究卫生部门的运行机制。说明医疗事业是怎样运转的。投入量是医务工作和资本；产出量是医疗消费。本书还研究卫生费用的效益和人的经济价值问题，研究做工作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即经济活动的健康成本。还研究全国疾病的经济成本。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日到七月十六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国际卫生经济学的讨论会，有十八名专家参加了讨论会。结果发表一本小册子《卫生经济学》。讨论了卫生经济学的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第十三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一、从经济角度研究卫生事业；二、卫生事业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经济方面；三、卫生组织的财务问题；四、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

以上就是西方各国卫生经济学研究的概况。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卫生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人力资本的理论。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介绍这个理论。

 

三、生命财富和健康投资

经济学通常认为，能直接提供物质产品的部门是生产部门，不能直接提供物质产品的部门，譬如卫生部门，是消费部门，或非生产部门。可是，现在大家都承认，改善卫生状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有高质量的劳动力。这种高质量的劳动力要靠卫生、教育以及其他事业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这个观点，就是人力资本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应该把卫生事业看成是对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贡献的。应该把卫生事业不仅仅看成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消费；而且要看成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在广义上，把卫生事业看成是一种投资。就是说，认为卫生事业既有消费性，又有投资性。或者说，经济发展需要消耗健康费用，即人的身体健康；而健康事业的发展要消耗经济费用。物质生产要消耗健康财富，增进人类的健康要消耗物资财富。

人力资本理论是六十年代在西方各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叫做西奥多·舒尔茨。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资本有两种形式，一是物质资本，一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体现在物质产品上的，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物质资本包括它的质量或它所体现的技术水平问题。人力资本也是如此，也有一个质量问题。也就是说，劳动力有个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熟练程度，还有健康水平，身体素质。健康水平也是劳动力的一个质量。如果说，劳动力身体都不好，都是病病怏怏的，就要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所以说，人力资本，就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这种资本，对经济能够起生产性的作用，作用的结果，能使国民收入增加。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相似之外，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有：一、都对经济起生产性作用；二、作用的结果，都能使国民收入增加了；三、都是通过投资才能形成；四、这种投资都是对消费的扣除。要发展卫生事业，你就要进行投资，这种投资也是对现有消费的扣除。有没有不同之处呢？有，物质资本可以继承和转让；人力资本不行，不能继承，也不能转让。这是不同的地方。

此外，这两种资本还有互相补充、互相替代的关系。能够互相替代，就是说较少的人力资本可以与较多的物质资本相结合；较多的人力资本可以同较少的物质资本相结合。说明它们可以相互替代，替代的结果，往往可以取得同样多的国民收入。譬如说，物质资本少的话，可以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人力资本少的话，可以发挥物质资本的优势。像我国的具体情况下，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很有必要。日本就特别重视人力资本的优势。他们资源比较缺乏。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的质量问题。而劳动力的质量又是以人口质量为前提的，人口质量，首先是人口的健康状况。

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健康看成好像是一张股票，或称为健康资本。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健康财富或生命财富。而把人的健康对社会所做的贡献称为健康服务，或健康费用。

健康资本或生命财富最初的质量，一部分是继承来的。这是优生学和遗传咨询的课题；一部分是后天获得的，这是幼儿保育，少儿卫生的课题。这种资本或财富随着时间的消逝也会发生折旧和损耗，需要经常性的维护和大修理，这就是保健和医疗的课题。

健康资本或生命财富的总投资，包括获得健康的费用和维持健康的费用。具体项目如：保健、营养、医疗服务、服装、住房、以及使用自己的时间来增进健康——如运动和卫生习惯等等。健康资本或生命财富提供的服务有：投入工作、消费、业余活动的“健康时间”或“无病时间”。

因此，在卫生经济学里有两种财富和两种成本。即健康财富和物质财富；健康成本和经济成本。健康成本的计算单位是“健康时间”；经济成本的计算单位是货币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值说到底也是劳动时间，是物化的劳动时间。因此，健康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可以还原为时间。西方资产阶级人力资本理论的一大难题，就是经济价值和健康价值的通约性，可以研究是否从时间上，达到这两种价值的通约性。

总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高质量的人口比低质量的人口，代表较多的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人口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社会财富。通过比较人口的价值，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增加对人口质量的投资，提高对儿童和成年人自身质量的要求，就可以降低对数量的要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这应该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

从人力资本的这些理论，能够得出些什么政策性结论呢？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保健事业是健康投资，因此，它不仅仅是消费，健康投资受益者也不仅仅是个人，所以，保健费用，也就不仅仅是福利支出。医疗卫生事业就不仅仅是集体福利事业，而且还是一种生产性的、投资性的事业；第二，既然卫生事业是一种生产性的事业，卫生经费就不能像非生产开支那样随便压缩；第三，卫生事业既然是生产性、投资性的事业，就理所当然地要采用经济手段来管理。

 

四、我国医院经济失调的原因分析[2]

建国以来，我国卫生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引下，对卫生事业中经济规律的作用，进行过许多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有相当一些人不重视卫生经济问题的研究，不尊重经济规律的作用，不开展经济管理，不讲求经济效果，不依靠经济利益和经济手段，使医院越办越穷，越办越破。从经济上看，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长期以来，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没有把卫生事业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使卫生事业的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卫生事业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和两种消费的观点看问题，卫生事业是为再生产劳动力服务的，是人力投资的组成部分。它对社会再生产，发挥积极的生产作用。但是，多年来，由于把卫生事业单纯地只看成是消费事业，又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不明确，没有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资和文化需要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看不到消费的积极生产作用。因此，国民经济计划对卫生事业的投资和经费，常常不能满足社会对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在1950年—1952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发展速度是21.1%，全国医院病床平均增长速度为26.1%；1953年—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0.9%，全国医院病床增长速度为13.0%。说明，在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国家以略高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安排卫生事业的发展，比例关系处理比较好。卫生经费和基建投资都有可靠保证，计划比较落实。当时，我们建设了不少比较完整、像样的医疗机构和卫生防疫机构。但是，在1963—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5.7%，而病床增长速度下降为3.5%。“三五”和“四五”时期，总产值平均增长分别为9.6%和7.8%，而病床平均增长只有7.6%和7.7%。1976—1979年，总产值平均增长8.1% ，而床位平均增长只有4.9%。上述数字说明，从1963年以后，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一直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差距在近几年来，还有扩大的趋势。应该指出，我国目前，虽在形式上有病床一百九十三万二千张，但是，有许多病床有名无实。例如，公社卫生院号称有病床七十七万张，但是，有许多病床条件十分简陋，往往只有一个床架子。在东北地区，有的卫生院床位一年闲三季。就是城镇以上医院，每张病床占有建筑面积不到国家标准的一半。这种状况使卫生事业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卫生事业和人民防病治病需要的矛盾越来越大了。据计算，北京、天津两市，每年约有八～十万人需要住院治疗而住不进医院，全国每年有二千五百万人住不进医院，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困难。

第二，对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性质有片面的理解，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主义的福利事业。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事业？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制度下，消费基金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按劳分配基金；另一是集体福利基金。与此相适应，社会由两种渠道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一条渠道，是商业和消费服务业。劳动者从按劳分配基金分得的工资，从商业渠道按照自由选择的原则，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另一处渠道，是集体福利事业。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基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消费品分配的一种补充形式。它保证劳动者从集体福利事业的渠道，按照需要原则，满足一部分消费需求。但是，必须明确，这个需要原则，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义的供给原则。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集体福利的有限性：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消费品的分配，主要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集体福利只是补充，经由集体福利分配的消费品不是极大丰富，而是十分有限；第二，集体福利的差别性：集体福利在原则上按照需要分配。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力量有限，又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同形式，目前只能做到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及家属实行劳保医疗，只能对国有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因此，虽说都是集体福利，却必然有差别。有的公费，有的半费，有的自费。第三，集体福利的商品性。社会主义制度是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福利事业单位也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行独立的核算，对自己的经营情况，承担经济责任，并享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医院与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往来，也要保持正常的买卖关系，实行等价交换，计算收入，支出，盈利和亏损。因此，把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混同是没有道理的。集体福利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步骤。

其次，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事业和社会主义集体福利基金，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待遇是三个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不同经济范畴。集体福利基金是分配问题，劳动者享受的集体福利待遇是消费问题，而卫生部门从事集体福利事业，提供集体福利服务是生产问题。以上三个问题，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决不能混同。社会主义医院是实行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福利事业，但它并不是承担集体福利基金再分配的机构，更没有实行社会救济的权利。医院是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福利单位，而不是分配社会福利基金的福利单位。医院不能见死不救，但为了救人所支付的经济代价，要由社会有关单位承担。

但是，在左的干扰下，误认为福利事业，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步骤。就可以看病不收费，吃药不花钱。在认识上，又把集体福利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搅在一起，要医院挑起集体福利基金再分配的担子。使医院在管理上不讲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片面强调“免费”和“降价”，在医疗成本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政策性亏损又没有可靠的补偿来源的情况下，三次大幅度降低医院收费标准，使医院从解放初期的保本经营变成目前出现大量亏损的局面。每年的总亏损高达13亿之多。据最近对上海等八个省、市、自治区二十五个医院的成本核算材料看，平均每院每年亏损，省市级医院为106万元以上；地市级医院为50万元以上；县级医院为15万元以上。据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测算，挂号费初、复诊平均收一角一分，实际成本五角六分。住院病人平均每天收费1.42元，实际剧本5.84元。辽宁省调查，门诊大约赔65%；住院费大约赔60％～80%；手术赔69%。从而，在一些医疗机构中，出现工作越多，赔钱越多；工作少做，赔钱也少的怪现象，十分不利于医院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

第三，误认为搞卫生事业只需要研究医学科学规律，而不需要研究经济规律。仿佛医疗卫生事业可以不受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而只受医学规律的支配。不了解医学科学不仅仅包括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还包括医学社会科学，医疗活动无疑要应用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就。但医疗活动并不就是医学研究。医疗活动是一个社会现象，包括国家，医院，事业单位，医务人员，患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受什么规律支配？显然不能只受医学规律支配，要受社会经济规律支配。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交换方面还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在分配关系上还要按劳分配。医生应该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医生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物质利益规律，同样要支配医生这个人——即社会关系总和的运动。违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要求，不贯彻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不尊重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有效地调动起来。就病人来说，他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在处理医生和病人关系时，不能不研究病人的社会属性，不能不研究支配病人行为的经济规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片面强调卫生事业的特性，否认客观经济规律也在支配医疗卫生的运动。造成医院建设中，不讲效率，不讲成本，不讲折旧，不讲积累。这是医院越办越穷，越办越破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人力使用上，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造成医院人无定员，工无定额，劳逸不均，人浮于事。还造成医护比例，医技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大量非专业人员强行安置在卫生部门，卫生专业人员中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显著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影响医疗质量，影响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在经营管理上，不尊重价值规律对医院经营管理的重大作用，不承认医院是一个有相对自主权的经济核算单位，不开展全面经济核算，造成严重的损失浪费，再加上三次降低收费标准，致使一方面医疗成本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医院收入有减无增，出现大量亏损。还由于对医院的经济性质有片面的理解，不要求医院计算成本，许多医院对自己的亏损原因，实际亏损数量，都是心中无数。卫生部门，对此不加追究，听之任之，一言以蔽之，“医院是福利事业，哪能不赔本”。开展医院经济管理试点以来，许多医院加强了经济核算，认识到，医院历年大量赔本，主要是赔掉了房屋修缮费和设备更新费。据计算，全国医院固定资产长期不折旧，折旧费不算支出，如按6％提取折旧基金，则每年有五亿五千五百万元。这笔费用，无影无踪，短时期看不出来。但经过三十年的积累，问题十分严重。许多医院的X光机和显微镜都是四、五十年代的产品。所以，医院设备陈旧简陋，破破烂烂。这种现象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随着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卫生事业也要发展，只保持简单再生产是不行的。为了扩大再生产，必须要有积累。卫生事业是社会主义福利事业，国家不要求卫生部门向国家提供积累。但是，这不等于卫生部门自己可以不要积累。不向国家上缴积累是一回事，自己不积累又是一回事，不能划等号。卫生事业自己没有积累，就谈不上扩大经营。我们不论你的积累是从那里来的，总而言之，要有来源。不论来自国家预算，还是来自企业和个人，积累的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那一部分纯收入。不能说，来自国家预算的积累基金，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来自企业与个人的那些积累基金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利润挂帅，剥削病人。难道国家预算不是来自企业与个人吗？难道经过国家预算这一再分配之后，积累就发生质的变化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卫生部门不能以利润为目的，可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哪一个部门是以利润为目的呢？可以说没有。卫生部门不能以利润为目的，但也不能以亏损为目的，亏损的结果是自我破坏，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医院应以增进人民的健康为目的。可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积累。没有积累，医院就不能扩大经营，增进人民健康不过是空话。有人说，极左路线是图虚名而遭实祸。我们医院，就是图不谋利润的虚名而遭2500万人住不进医院的实祸，所以，积累是卫生部门实现服务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把社会主义积累和服务目的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总之，不论办医院所消耗的劳动，是物化劳动还是活劳动，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都要得到补偿。否则，就谈不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普通常识，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个普通常识。当然，补偿的途径可以研究，可以由国家预算补偿，也可以由医院收入补偿。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医院消耗的劳动没有充分的补偿，有一部分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转移了。转移到使用医疗服务的事业单位，转移为个人的消费基金，归根到底，转移为国家的预算收入。表面上，国家不要求卫生部门提供积累，实际上，卫生部门每年在向国家提供大量的积累。这里发生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不是通过上缴利润的形式，而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一方面，收费标准低于成本；另一方面，补贴不足，这就是问题的症结。长期以来，医院被认为是非盈利性事业。据说，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医院还是非盈利性的，所以，社会主义医院更应该是非盈利性的。这貌似有理，其实是误解。资本主义国家所谓非盈利企业，不是不谋利润，而是指其利润不分配，完全用于本单位的扩大经营。任何医院，不讲盈利，不讲折旧，长此下去，必然要吃光老本，哪里能谈得上维持和扩大经营。又要收费标准低，又不给足够的补贴，还要医院扩大经营，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其次，要大力开展卫生经济学的研究。三中全会以来，卫生系统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从理论上认识到在卫生系统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必要性。卫生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根本任务，提示了卫生事业的经济作用，说明卫生事业就是为两种生产和两种消费服务的，不仅具有消费作用，而且具有生产作用。这些认识，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一般经济规律在卫生系统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和特点打下基础，提出了研究同我国实践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卫生经济学的任务。

 

五、马克思论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3]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卫生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的学说，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卫生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那么，马克思对卫生事业经济地位和经济作用的有关论述，则应该成为我们开展卫生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当时，像现代化医院这样的医疗机构尚未出现。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个事业，也还没有形成，还没有一个社会化的医疗卫生事业，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整个服务业，广义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指望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卫生经济学问题，都有详尽的论述那是不现实的。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情况，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这样一个传统下，开展理论研究的。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障碍。障碍的表现之一，就是封建社会有大量的仆役。就是说：封建领主有大量的仆从。大家看沙士比亚编写的一些喜剧，里头都有许多仆从，什么小丑之类的仆从。这些仆从是为其主人提供服务的。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反对封建仆从，解放自由劳动力的立场出发，把仆从看成是非生产劳动。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提示了封建主义的腐朽性。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劳动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动。有人把现代的产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一次产业为农业、水产业、林业、牧业等；二次产业为矿业、能源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三次产业为教育、卫生、商业、设计业、系统工程业、金融业、研究业等等，即广义的服务业。今后，有人估计，还会出现第四产业，像信息产业、机械化与电子化的医疗业和工业化的农业。从发达国家目前的趋势看，各产业部门的繁重体力劳动逐渐被机械化和自动化所代替。体力劳动的比重下降，社会劳动力大规模地由一次产业向二次产业，进而向三次产业转移。许多发达国家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过其他二个产业部门的总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大多数劳动者都在从事第三产业，即广义服务业的情况下，你还说服务业是非生产劳动，只有少数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人，才是生产劳动者，那就十分荒谬可笑了。经济学说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类荒谬的主张，都先后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所淹没。第一次叫做重商主义，认为只有商业是生产事业；第二次叫做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事业。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认为只有第一、第二产业是生产劳动。现代社会，第三产业的膨渤发展，正在冲垮古典学派“生产劳动”概念的堤坝。

即使在服务性劳动尚未大量发展的十九世纪，马克思就以他锐敏的分析观察能力，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时，提出了一些光辉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质，特别是正确认识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作用，提供启发。

前面说到，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卫生事业是个非生产性的劳动，不是一个生产性的事业。然而，究竞什么是生产性的劳动，什么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呢？它们区别的标志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看的？我们还是请教马克思。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首先从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表现的生产关系，来区分生产劳动同非生产劳动的。马克思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社会关系。不是看生产什么具体产品，而是看你处在什么社会关系之下。马克思认为，只要能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举个例子，一个修钟表的劳动者，如果是为自己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看，他不提供剩余价值，就不是生产劳动。受资本家雇用的演员，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就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总之，

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是从社会制度，从生产目的出发分析的。不是从

具体产品出发的。按照这个标准，在我们今天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下什么是生产劳动，什么是非生产劳动，也就不能在具体产品这个地方划线。不能看你生产什么产品，而是要看你处在什么生产关系下，如果你是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你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性劳动。所以说，我们医院职工的劳动既然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下进行的，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他们就应该是生产劳动，不应该认为是非生产劳动。这是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一种划分。

其次，马克思又从产品的角度，或商品的角度考察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认为凡是能够提供某种产品，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必须指出，马克思在从产品的角度，商品的角度考察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时，并不只局限于物质产品。马克思提出：“斯密本应承认，生产劳动或者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或者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维持、再生产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64—165页）。这是因为，马克思认为“整个商品世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劳动能力，第二，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马克思接着说：“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产业上必要的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购买服务，也就是购买提供可以出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59页）马克思进而指出医生的服务“可以把它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出处同上）。可见，马克思从产品的角度分析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从来就没有把教师的服务，医生的服务抛在生产劳动之外，而是把它包含在生产劳动之内的。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指明了医疗卫生事业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医生的服务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医生的劳动是用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而耗费的劳动，可以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

马克思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具体劳动的特性来区分劳动。这是对具体的有用劳动的区分，是对生产劳动的一种区分。按照具体劳动特点的不同，马克思提出凡是生产物质使用价值的部门，是物质生产部门，不生产物质使用价值，不生产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而生产知识形态的使用价值，或者精神形态的使用价值的部门，叫做非物质生产部门。

马克思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是非物质生产部门。但非物质生产不是非生产，而是精神生产。马克思说过：“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动，难道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2页）》马克思在批判亚当·斯密时，把上述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明确指出非物质生产是生产行为。同时，又对非物质生产进行具体分析，指出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下，生产的结果是一个商品；一种情形下，产品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马克思说：“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以有两种情形：①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独立存在的艺术作品……。②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2—443页）对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再详细分析一下。马克思说：“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注意，马克思说，这种生产，他可没有说，这种消费，也没有说，这种非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反复的指出非物质生产是生产，是生产商品）“也可以有两种情形”马克思指出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存在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马克思举例说，譬如书呀、画呀、艺术品呀，他说，这些是非物质生产，但是，生产的结果是一个商品。”所以，马克思认为，非物质生产也是生产，生产的结果也是商品。这是说艺术品，书画之类，这是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产品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马克思说的是产品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他没有说是消费行为，或分配行为。）马克思举例说，一切表演艺术、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的劳动就是这样。马克思的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马克思认为，非物质生产，是一种生产，不过它不是生产物质产品，不是生产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生产什么呢？是生产知识形态的，精神形态的使用价值。有的生产结果是一个产品，有的产品可以和生产行为分离，独立存在的。有的产品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例如医生的劳动产品就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所以，从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非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是一种生产行为。而且还要得出一个结论，非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区分，这是生产劳动的两种区分，生产劳动可以分为非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这种区分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把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等号。说医疗卫生事业是非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就是非生产劳动，是非生产部门，这种说法，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

还应该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日益发展为一个高度协作的社会化事业。正如马克思说的“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马克思还指出，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和发展，和劳动的社会化，协作化“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做管理的工作者、工程师、工艺师……于是劳动能力的愈来愈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担负者也被列在生产劳动者的概念下。”（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6页）总之，医务人员进行检验、诊断和治疗决策，和科研人员一样，是精神生产过程，从事精神生产过程的医务人员，要消耗脑力和体力，要利用器械和设备，消耗能源和备品。他们的产品表现为一个疗法、一个诊断、一个手术、一篇报告。这些精神生产的产品，虽然不是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但也是一种精神形态或知识形态的使用价值。他们的经验总结是社会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说过“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77页）说明科学也有价值，只不过对它的价值往往估计不足，不受重视，不了解“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周恩来：《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第二版）。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对脑力劳动的成果、医疗、科研、教学的经济价值问题，研究很差，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不仅严重挫伤了精神财富生产工作者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医疗科研教学的投资效果，经济效果，经济核算都有不利影响，妨碍对上述问题进行认真的科学的探讨。医务界多年来不计折旧，不计成本，不讲核算，不讲积累，以及片面地理解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质，在认识上都与此有关。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服务”的问题。医疗卫生事业的产品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所以也是一种服务性劳动，是广义的服务业。有一种看法，认为服务就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说过服务是非生产劳动吗？我看马克思没有这样说过。我倒看到马克思说过：“对提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马克思还说过“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一定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149页）这些话，都是马克思说的，明确说，提供服务的，也是生产者，服务有使用价值和一定交换价值。因此，服务也是商品，服务是生产劳动，从事服务的是生产者，这才是马克思的观点。

经济学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几个思想障碍。一个就是，如果认为服务业，譬如说：医疗卫生事业是创造价值的，那就好像流通领域也是创造价值的。这岂不是把马克思的价值论都推倒了？所以说，不能认为服务也是创造价值的。其实，这个思想障碍，是可以打消的。因为，所谓流通，就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医疗服务不等于就是流通，不等于商品交换。医生看病是生产行为，不能说是发生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过程。而且，流通不创造价值，不等于服务不创造价值。马克思说得很清楚，非物质生产，医生的服务是一种生产行为，不过这种生产行为是和产品不能分离的。提供服务的过程，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因为在提供服务时，也消耗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既有物的消耗，又有劳动力的消耗，是一个生产消费过程，这个生产消费过程，同时又是生产过程，生产同消费具有同一性。当你消耗了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时候，也就生产了医疗服务。所以，这个过程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不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所以，我们肯定医疗卫生事业这种非物质生产，这种服务业是生产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会得出流通也在创造价值的结论。可以不必有这个思想顾虑。

第二个思想障碍，就是商品价值，是一种物化劳动。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形成价值的劳动，必须物化在某种商品上。这种说法对不对，当然是对的。那么，我们的医疗服务，它没有物化，所以说，没有形成价值，是非生产劳动。如果你说它也是生产性劳动，那就把价值概念搞糊涂了。其实，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医生所提供的产品，它是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的，这里的生产行为，同时又是医疗服务的消费过程。生产和消费又在另一个意义上结合在一起了。现在是生产服务与个人消费结合在一起。医疗服务业产品的价值，没有物化在物质产品上，但它也是物化了。物化在劳动力身上。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也是商品，也有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包含了服务业劳动的物化。马克思说：“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马克思接着说：“因此，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上书第194页）其中，包括医务人员提供的服务。所以，医务人员的劳动为物化在这个劳动力商品之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不再是买卖的对象，不再是商品了。物化在劳动力之上的这些劳动，包括医务人员的劳动，当然不会采取价值的形式。但是，这不等于说，物化在劳动力之上的劳动时间，就不需要计算。物化在劳动力之上的这个劳动时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要计算的，而且很重要。譬如说，我们现在要研究培养一个劳动力用去了多少经济资源，这个劳动力又为社会创造多少经济资源。这也是一个费用和效益的分析。所以说，医务人员的劳动并不是没有物化。

第三个顾虑就是，如果服务也创造价值，那么资本家提供的资本也是提供服务，岂不是资本也创造价值吗？这不是又拣起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吗？法国有一个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叫做让·巴·萨伊（1766—1832年）。他提出了一个三位一体公式。说资本提供服务，所以创造利息；土地提供服务，所以创造地租；劳动提供服务，所以创造工资。收入就是由服务创造的。于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剩余价值的本质就给掩盖了。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于是，有人就认为，服务不能创造价值，如果认为服务也创造价值，就会跑到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里去了。其实，这里发生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萨伊把生产所必须具备的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称为提供服务；而我们这里把那些生产行为和产品不能分离的劳动，称为服务，严格地说，应该称为劳务，即劳动服务。这两个服务概念，不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

可是，为什么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教课书，还是把服务看成是非生产劳动呢？有人认为，这是苏联经济学界的影响，是苏联经济学界搞的名堂。把非物质生产领域看成是非生产劳动，否认服务业的劳动是创造国民收入的劳动，这是苏联经济学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个曲解。苏联经济学界的这种解释，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是不相符的。需要进行拨乱反正。

正是这种错误观点，使我们卫生事业吃了大亏，还有教育事业也吃了大亏，广大人民群众都吃了大亏。我们说过，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部门对卫生部门的投资，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这个问题的发生，除了生产目的不明确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是非生产部门，是服务业，不创造价值，不创造国民收入。所以，计划部门也有难言的苦衷。你这个卫生部门是很重要，是要扩大。但是，你的工作做得再多，提供的医疗服务再多，我这个国民收入不增加。非但不增加，还要受到影响，用在卫生部门的投资多了，用在其他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就要少了。所以，卫生投资越多，国民收入增长越慢。那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的目标呢？这可是个大问题。所以，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不纠正，卫生部门的投资，还是很难长起来。不但卫生事业，还有教育事业，生活服务业，都发展不起来。我们就还得自己补衣服，洗衣服，自己运煤球，自己做干粮，自己……。我国的服务业就很难超过第二产业。如果服务业的劳动也被承认是创造国民收入的劳动，我相信，服务业必然会有大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必然会有大发展。所以，我认为，正确认识医疗卫生事业的生产性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六、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效果[4]

一、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概念

前面说过，卫生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

医疗卫生技术，不仅要在医学上是科学的、先进的；在经济上，也要合理，能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实现最大经济效果，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分析，就是医疗卫生政策、措施、方案的经济效果评价问题。

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就是医疗卫生实践活动中费用 和效用的对比关系。

“费用”，就是支出或耗费。比如资金的支出，物资的消耗，人力的消耗等等，因为资金是物资的代表，而物资是物化劳动，所以，在“费用”中，劳动消耗是最基本的消耗。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归根到底是人类劳动的消耗，是劳动时间的消耗。

“效用”，就是指效果或有用效果。在医疗卫生部门，就是医疗卫生效果。它体现医疗卫生实践活动的目的，反映医疗卫生实践满足人们医疗卫生要求的程度。

关于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概念，并不是大家都有一致认识的。有两种看法，值得研究。

第一，认为可以脱离费用消耗，孤立地研究医疗效果和医疗质量。如果为了提高少数病人的疗效，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动员所有的力量，甚至放弃或忽略大多数患者的治疗。这样提高的医疗效果，不是我们的目标。一方面，花很多钱办许多高级的监护病房，另一方面，许多应该入院的病人入不了院，这不能说是医疗质量超过先进国家。再如，为了减少陪护率，不是靠改善服务质量，而是增加护理人员的数目，这样减少的陪护率，显然是虚假的。所以，我认为，美国医学科学研究所写的下面这段话值得我们思考。他们写道：“医疗质量保障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在社会与个人用于保健事业的资源的限度内，使保健事业更加有效地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并使他们满意。”我的理解，这就是说，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必须以一定的资源消耗为前提。只能是一定资源条件下的医疗质量。因此，评价医疗效果，服务质量，必然同时就是评价医疗技术的经济效果，即评价一定资源消耗条件下的医疗效果。

第二，认为可以离开医疗效果，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的研究，孤立地研究医疗机构的经济效果。有人认为，所谓经济效果，就是盈余和亏损。有了盈余，就是经济效果好，有了亏损，就是经济效果差。损益情况，当然和经济效果有密切的联系。经济效果差，容易引起亏损，经济效果好，一般可避免亏损。但是，经济效果和损益并不是一个概念。经济效果概念中的费用，是指取得一定医疗效果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而医院的收入和支出，都是劳动时间消耗的货币表现。医院的支出，是医院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劳动，而医院的收入是医院通过货币流通实现的价值，即社会承认的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所以，不论收入和支出，都是费用范畴。收入是社会承认的费用，支出是医疗机构以货币形式消耗的费用。由于商品的价格和收费的标准往往和实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相背离，因此，不论是收入还是支出，都只能近似地反映医院的费用。这些费用，只有和医疗效果，服务效果联系在一起分析，才能正确地反映医疗技术的经济效果。

所以，孤立地比较医疗效果，或孤立地比较费用消耗，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可从以下各方面分析：

第一，从社会的角度，研究医务界投入这么多经济资源，人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多少？例如，美国有人惊呼：“医疗保健这个失去控制的经济部门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重大负担，”1979年美国医疗费用已高达22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2%。据预测，到1990年，医疗保健费用将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1.5%，有人估计，可高达12~13%。而另一方面，有人指出，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有一半是用于支付价格的上涨，另一半是用于更多的病床，更多的医疗技术，更多的病人入院，更多的医院就业人员，以及更长的住院期。现有资料不能证明，1950年以来，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有什么显著改善。再如，我国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平均寿命从32岁提高为68.2岁。比50年代的57岁延长11岁，比抗日战争前的35岁延长近一倍，比全世界人口平均寿命59岁高9岁。这些成就是花费多少代价取得的呢？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多少呢？据估算，医疗卫生费用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我国预算中，卫生事业费只占2.75%。用钱不多，办事不少。说明我国的宏观的卫生经济效果是好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存在的缺陷。平均寿命的延长，不能完全归功于卫生事业；平均寿命延长，也不能充分说明健康水平的提高，不能充分说明人民的健康质量。我国缺医少药的情况仍然很严重。一九七九年，我国20亿人次门诊病人，只有1.3%住入医院。而美国平均每100门诊病人，就有18人住入医院。由于我国门诊人次住院率太低，估计全国约有2500万人有病住不进医院。如果病床利用率和周转率不变，约需增加病床180万张。而我国现有病床总数只有193万张。说明卫生系统国家欠账的严重程度，说明卫生事业的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保健需要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第二、从完成一定医疗卫生任务的机构的角度，研究国家给医院的补贴和该医院的业务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该医院完成的任务如何？或者，医院的任务一定，费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例如，据上海瑞金医院等七个医院调查。由于实行“差额补助”损失浪费十分严重。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这七所医院完成基本相近的工作量，但国家给这七个医院的补助都增加140多万元，实行新的经济管理办法之后，这七个医院很快就扭亏为盈。到去年九月底，共结余70元。

第三，从某种疾病看，社会防治某病的费用，和该病发病率、治愈率、病死率的比例关系。例如，据美国有人计算，在一次普查中发现，在100万门诊病人中有21％患有高血压，只有45％接受恰当的治疗。据计算，美国全年用于治疗高血压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共达160亿美元。如果进行很好的治疗的话，每年可节省80亿美元。如果进行全国性的普查和及时治疗，最多只需50亿美元。据认为由此带来增进健康，减少过早死亡和提高生产能力，大概可以每年使人们获利30亿美元。再如据江苏省东台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对491000人口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患智力低下，愚笨、白痴和精神病四种遗传疾病共有1933人，总发病率为0.39%。照此推算，全国就有将近400万人患有上述四种遗传病，平均每人每年的抚养和治疗费用以200元计算，全国就需花费8亿元。等于卫生系统基本建设投资的2.5倍。说明优生和人口质量的重要性。

第四，从某种诊断、治疗、预防措施看，费用和诊断治疗效果的比较。例如，有人统计，一九七三年，美国共做三万八千例冠状动脉造影，每年要花费100亿美元以上。如果普及的话，以后与冠状动脉搭桥术有关的全部费用，每年要超过1000亿美元，大于当时美国医疗保健费用总额的三分之一，再如，据健康报报导广西对麻疹实行计划免疫之前，每年平均发病20万人，死亡人数为1997人，每年养育一个儿童按100元计算，死亡年龄平均以二岁计算就需要为399400元。治疗费每一病人按一元计算，就需要20万元。每一患儿需人照顾七天，损失劳动日140万个。因此仅麻疹一项，每年就损失599400元，损失劳动日140万个。一九七五年，广西开展麻疹疫苗普种后，全区每年发病17000人，死亡33人，给国家节约治疗费18.3万元，节省死亡损失费用392800元，节省劳动日128万个，约合512000元。扣除普种疫苗用经费，总共节省877800元。

总之，在医疗卫生战线，技术经济问题是很多的，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医疗技术经济效果，是不同社会共有的事情。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里，由于实践活动的目的不同，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同，因此，讲求经济效果的内容、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用医疗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因此，能否取得最大限度利润，是医生和医院当局比较医疗新技术优劣的标准。医疗技术经济效果的大小，是资本主义医院经营目的实现程度的反映。二战后，医疗新技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一方面，固然是医学科学技术进步的反映，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医疗新技术能为其主人提供高额利润。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医疗新技术是医生和医院当局追逐利润，剥削病人的手段。医疗保险和国家补助，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只会使医生和医院当局在增加医药费用时更加肆无忌弹。他们盲目追求利润，不顾实际医疗效果。表现如下：

第一，医疗事故和医源性疾病急剧增加，据统计，美国医疗事故在过去十年大约增加400%，因医疗事故而对医生提出控诉的案例，每年以10%的速率增加，由医源性疾病引起的死亡在过去几年间增加了一倍。因此，出现了医生为了防止一旦发生医疗事故而向他追究责任，而采取的一些替自己的医疗措施辩护的多余的医疗措施。这不但使费用增加，而且对健康有害无益。据估计，70%的美国医生采取过这类多余的医疗措施。每年浪费30亿—60亿美元。同时，医疗事故保险费急剧增加，从60年代到最近，几乎增加了17倍，在一九七六年，美国每一住院病人支付的医疗事故保险费是每天平均6美元。

第二，为了追逐利润，新技术往往未经审查确证其诊断治疗价值之前就盲目的推广。例如：在50年代，美国不少人认为门一腔静脉吻合分流术可以防止肝硬化病人因食道静脉曲张而出血。最初，手术死亡率很高，但内科疗法因反复食道出血的死亡率也很高。于是，认为此术仍有价值。但这只是根据短期存活率和不再出血来确定的。到了一九五四年才发现，人的门一腔静脉分流术后常有严重的间歇性脑病。后来又发现，由内科疗法出血致死和进行分流术后因进行性肝衰竭和脑病致死有大体相近的死亡率。回顾历史，有人痛心地指出，由于没有严格审查确证此术的治疗价值，浪费了数十年的光阴以及相当多的经济资源。再如在美国，无合并症的心肌梗塞病人的住院恢复期，经过持续25年的对照研究，从6周下降为4周，又从4周下降为2周，近来又下降为一周。实际上，据英国医生认为，无合并症的心肌梗塞病人能够留在家里照料，其死亡率并不大于住院治疗。因此，有人对美国因心肌梗塞恢复期住院治疗时间过长造成的医疗费用浪费情况作如下计算：一九七三年，因急性心肌梗塞入院病人住院期平均为15.6天。假如每例住院7天，每一病人即可节省8.6天，按1977的价格计算，每一病人可节省2032美元。据统计，美国每年约有177300人次心肌梗塞病人，可以按此标准住院治疗7天。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省不必要医疗费用3.6亿美元。尤其是计算机断层扫描术。一台机器即需要30万美元到70万美元，平均每次扫描，费用是200美元。因此，美国医务界不少人呼吁国会通过法案，像对药物那样，对医疗措施实行严格的审查和鉴定，并建立相应的医疗技术检查机构。

第三，选择性手术泛滥，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死亡，浪费了大量经济资源。选择性手术是资本主义国家医生的发财之道，为他们带来大量的收入。据报导，美国一张美容医生的广告上标明的收费标准是：鼻子太大，做手术1000～3000美元；改造脸上皱纹，1500～4000美元；做双眼皮，1000～2500美元；双眼皮加脸皮手术，2700～7000元；粉刺摩平，五百到二千美元；乳房形成术，一千到三千美元；改造肚皮，三千到五千美元……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选择性手术是可做，也可不做的。例如扁桃体切除术，每次手术为400美元。美国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调查，在一九七四年，美国进行了240万次不必要的外科手术，全国浪费40亿美元，造成11900不必要的死亡。还据美国一些研究者发现，当医生罢工时，病人死亡率反而下降了，因为不必要的选择性手术减少了。

以上事例说明，第一、我们在学习和引进外国流行的医疗新技术时，必须应用经济效果的社会主义标准，从本质上分析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比较费用和效用，具体衡量哪些是可取的，那些不可取，切不可不加分析，陷入盲目性。第二、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上述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他们自己发现了这些缺陷，并力争在资本主义制度容许的范围内，努力设法加以克服。在我国条件下，如果放松医疗技术的经济分析，把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人为地割裂开来，不认识医疗技术里有经济问题，经济分析中有技术问题。不认真研究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对他的技术行为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现象，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在我国的医务界，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医疗技术的经济效果，有可能反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程度，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技术经济效果的概念的内容，第一次充分地反映了效用和费用的关系。在医疗卫生事业，反映了劳动消耗和医疗卫生效果的对比关系。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尽可能大的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要，以达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健康水平的目的。

 

七、经济合理性原则

在明确了经济效果的内容和性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研究如何正确地比较经济效果的大小。

如果说，医疗保健效果相同，那么，劳动消耗小，则经济效果大；劳动消耗大，则经济效果小。如果说，医疗保健效果也可以用数量来表示，那么，经济效果的大小，还有第二种表示方法，那就是，同样的劳动消耗，医疗保健效果大，则经济效果大，医疗保健效果小，则经济效果小。

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上述两种表达方法。就是考核和评价医疗卫生技术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医疗保健效果一定的情况下，争取劳动消耗最小，是求最小值；劳动消耗一定的情况下，争取医疗保健效果最大，是求最大值。

技术经济效果的表达方法，有人称为经济合理性原则，它可以用来检查和确认人们的实践活动合理程度。

有人常说：“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医疗保健效果。”其实，这样表述，在逻辑上说不可能。当劳动消耗最小时，所取得的医疗保健效果只能是一个特定的量，不可能同时又是最大量。同样，当医疗保健效果最大时，支出的劳动消耗也只能是一个特定的量，不可能同时又是最小量。所以，既要劳动消耗最小，又要医疗保健效果最大，这在实践中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显然不能把它当作经济合理性的原则。

正确的经济原则，应该表述为：“用同样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医疗保健效果；或者取得同样的医疗保健效果，支付最小的劳动消耗。”这种表述方法，就为我们运用数学模型对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进行定量的分析，打下了理论基础。

但是，经济原则的上述表述方法，有不足之处。因为它假定劳动消耗和医疗保健效果总是按一定的比例变化的。一定的医疗保健方案，劳动消耗增加一倍，医疗保健效果也相应地增加一倍；反之，劳动消耗减少一倍，医疗保健效果也应相地降低一倍，但是，实际生活并不如此简单。比如说，照顾100例住院病人，最低的护士人数是十人；如果再增加五位护士，由于协作和分工的加强，结果可以照顾200例病人。后一方案，人力的消耗不是最小的，但经济效果却比前一方案提高了33%。再比如说，十小时最多做五次小手术；如果少做一次，只做四次，由于劳动强度的减轻，结果，四次手术只用七小时，后一方案医疗保健效果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经济效果却比前一方案提高了将近11%。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劳动消耗和医疗保健效果之间，往往并不一定按照固定的比例变化，因此，为了达到最优的经济效果，不能对它们中间的任一个，提出固定的要求，而应该提出变动的要求。从它们不断变动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一个最优的结合方式。这就是所谓：“以最小限度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限度的医疗保健效果。”“限度”这个词是一个表示变量的形容词，有人主张，用它表述正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

有人认为，最优化不过是一种理想，一种逻辑推理。在现实生活中，管理人员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受掌握的信息和计算能力的限制，往往不能选择最优的方案。

例如：冠状动脉造影，计算机断层扫描，好不好？很好。但我国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我们卫生事业的现代化，离不开我国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我们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再如：青霉素针剂可以达到最优治疗效果，但是，如果病人很多，青霉素针剂供应不足，那么，土霉素片剂、磺胺药、中成药、都要用。

合作医疗免费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也可以收费。

这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只有数量有限的方案可供选择，管理人员的任务，就是从实际出发，选择满意的方案。条件好，抱负可以大些：条件差的，抱负可以小些。不能只有一把尺子、一刀切，而要量力而行，要扬长避短。

卫生部门的经济工作者，要研究医疗技术的经济合理性。卫生部门的医务工作者，同样需要研究医疗技术的经济合理性。医务人员，特别是医师，他们是医疗费用开支的主要决策人。正是医生决定谁该入院，决定做一些什么诊断治疗措施；同时，医务人员又是医疗效果大小和好坏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离开了医务人员的努力，讲究医疗技术的经济合理性，必然要落空。离开医务人员的积极参加，医院的经济管理，很容易走入歧途。

因此，医务人员，特别是医师，不仅要有技术观点，还要有经济观点。第一，要使医务人员具备明确的费用意识，使他们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医疗费用的支出，使他们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合理性承担经济责任。第二，要使医务人员掌握经济合理性原则，善于进行经济分析。但是，多年来，由于左的错误，我们的医务人员往往缺乏经济观点。医疗技术往往在经济上缺乏合理性。突出表现如下：

第一，关于医疗技术的适用性。

医疗技术不能脱离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发展而孤立地发展；某一项医疗技术也不能脱离整个医疗技术的发展，而孤立地发展。这就是说，新的医疗技术必须与原有的医疗技术配套成龙，协调发展。因此，任何先进的医疗技术，都有必要进行可行性分析，研究它的适用性。首先，要研究居民的疾病构成，正确地选择医疗技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要根据我国人力资源雄厚，而技术力量相对不足的特点，选择有生命力而经济上负担得起的技术，或比较成熟，保险系数大，经济实惠的技术。应该承认，我们不少医务人员，在思想上并不重视上述可行性研究，选择适用性技术。据兰州铁路局所属七所医院调查，五年来新购置的大中型医疗器械中，只有80%是临床需要的。其余，或因技术和物质条件限制不能很快应用；或因用途、型号、性能与需要不符而无法使用。就是能够使用的新医疗器械，只有68.37%使用率较高，其余，有11.22%使用率低，有20.41%一直因缺少用房和配套设备，或因未能掌握操作技术而一直未投入使用。此外，就是临床使用的医疗器械，还要配置维修队伍和维修器械，据调查，有些医院，医疗器械的维修跟不上，医疗器械完好率很低。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关于医疗技术的必要性

我国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比较突出。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实际使用的医疗技术，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必要的。我们把这类并不是防病治病所必要的医疗技术，称为不必要医疗技术。不必要的检查，诊断和处置，大体上有以下三种形式，一、从医务人员的狭隘利益出发而采取的多余的医疗措施；二、由病人对医务人员施加压力而采取的多余的医疗措施；三、医务人员盲目按常规处置，不顾病人实际情况，而采取的多余的医疗措施。正确地鉴别什么是必要性医疗技术，什么是不必要医疗技术，是一件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课题。如果由于检查机构的失误，将必要性技术误解为不必要医疗技术，势必损害患者的利益，打击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反之，如果将不必要医疗技术误解为必要性医疗技术，势必造成医疗费用的巨大浪费，从而使相当一部分人民的医疗需求因缺少资源而不能及时得到满足。

第三、关于医疗技术的选择性

为了满足相同的医疗需求，往往可以采取多种医疗技术方案。其中，必有一个是最优的。由于医务人员掌握的信息不同，能支配的经济资源的数量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是不同的，必须量力而行。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最优化具有不同的数值。我们的选择，也要使用不同的尺度。超出现有的约束条件所容许的抱负水平，追求更大的满足，这样的技术，虽然可以给患者带来利益，但是，就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说，则是一种奢侈性的消费。什么是选择性的、奢侈性的医疗技术，这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并要从技术上，经济上论证这个界限的的合理性。

第四、关于医源性疾病

以上，我们从医疗费用的角度分析医疗技术的不合理性。此外，我们还要从医疗效果的角度，研究医疗技术的不合理性。例如，医源性疾病。它是医疗技术的负效应。由于这种负效应，医院可以从希望之家，变成毒品之家。有人认为，医源性疾病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临床性医源性疾病，这是医疗措施本身产生的负效应；第二类是社会性医源性疾病，这是由于轻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而过度地依赖医疗专业所致，例如，器官移植带来虚假的希望，健康的证明书使人不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医生的诊断书使职工无病缺席合法化……等等；第三类是文化性医源性疾病，这是指社会对疾病和死亡的斗争超过了健康的，理性的反应，甚至发生变态的反应。使用大量高质量的熟练脑力劳动者，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来减轻垂死患者的疾病，进行集约性治疗（包括劳动的集约和技术的集约）。

总之，计算和评价医疗技术的经济效果，改善现行医疗技术的经济合理性，是一件值得大家重视的课题。医学研究的重点不能只限于医疗质量，还要注意研究医生的行为。不仅要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素养，而且要提高医务人员的经济学素养。要创造条件建立考核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的专业标准评议组织，建立健康顾问机构，使我国有限的保健资源，发挥最大的防病、治病效果。

 

八、经济可比性原则

在比较两个以上医疗卫生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时，必须遵从以下四个可比性原则或条件。

第一、满足需要的可比性。任何医疗卫生技术方案，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克山病防治方案是满足防治克山病的需要；高压氧是满足治疗某些危重疾病的需要；同位素扫描是为了满足诊断某些疑难疾病的需要。总之，医疗卫生技术方案，无不是以满足一定医疗卫生需要为目标的。因此，两个医疗卫生技术方案要进行比较，首先必须都能满足相同的需要。否则，它们之间就不能互相代替，就不能互相比较。所以，满足需要的可比性，是经济分析时最主要的可比性原则之一。

医疗卫生的需要成千上万，千差万别。不同的医疗方案，乍一看不好比较。但经过具体分析，许多方案所满足的需要，还是可以比较的。病死率、发病率、治愈率、减少劳动日的损失，改善生活的质量，增加健康人年，预期寿命，工作能力……等等，都可以用以概括不同的需要，达到满足需要上可以比较。但是，就具体医疗措施的特点，找到满足需要上的可比条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比如说，治疗晚期肾病，现在可以使用人工肾，这在过去是办不到的，因此，同样是治好一例晚期肾病，在满足需要上就有所不同，过去治疗心脏病，没有电除颤。现在可以除颤。同是治疗心脏病，在满足需要上，不完全相同。因为增加了新的服务项目。

技术指标和质量指标问题，实际上就是满足需要可比性的问题。例如，现在医院使用治愈率，病死率来考核工作质量。但是，不同医院，不同科室治愈率，病死率的高低、升降、并不能充分反映医疗质量的高低和升降。应该按照目前实际达到的平均技术水平，确定各科室，各种疾病和手术的计划治愈率或可容许的病死率，用计划治愈率和实际治愈率之比，可容许的病死率和实际病死率之比来考核工作质量。由于疾病构成的变化，同一科室的计划治愈率不能固定不变，而应按疾病构成的变动而变动。否则，就容易发生不愿意收难治疾病的趋势。目前医院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质量指标的确定上有缺陷，不能正确地反映实际医疗效果。用这种指标来考核经济管理，一定会有偏差。如果不从技术管理上正确地解决技术质量指标问题，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经济管理。

总之，为了比较不同方案的技术经济效果，首先要对准满足需要的口径。否则，经济效果的比较，显然不可能科学和合理。

第二、消耗费用的可比性，经济效果包括满足需要和消耗费用两个方面。所以，除要求比较方案之间有满足需要的可比性之外，还必须要求比较方案之间具有消耗费用上的可比性。这就是说，在计算消耗费用时，要有统一的计算原则和方法，不能甲方案使用一种原则和方法，乙方案又采用另一种原则和方法。

在医疗卫生战线，在比较不同方案时，容易忽略对以下几种费用的计算：

1、忽略对固定资产损耗和占用情况的比较。由于认为卫生事业是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不折旧，不核算。现在的经济管理办法，还未能顾及固定资产的消耗和占用情况。因此，比较经济效果，往往忽略固定资产的损耗和占用情况，在消耗费用的可比性上，就有很大的缺陷。由于不计算折旧，对医院的政策性亏损的计算，就不可能正确。许多医院大量赔本，主要是赔掉了折旧费，经济管理如不及时顾及固定资产的折旧，有可能发生吃老本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

2、忽略对人力和时间的消耗的比较。卫生事业是劳动密集行业，劳动消耗，主要是人力资源的消耗。忽略对人力和时间消耗的核算，是一大缺陷。目前的医院经济管理办法，重点是药品和卫生材料的核算，对工资和劳动的定额核算，还有待加强。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整个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比较经济效果时，往往忽略了人力和时间上的可比性。例如，同是治愈一例病人，是用几天时间治愈的？使用了几位医生和护士？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3、忽略对患者负担，社会负担的比较，我们比较一种医疗技术的经济效果，在费用消耗上，不仅要计算医院的费用，还要计算患者和社会损失的劳动时间和收入，患者家属的负担，工厂企业的负担，运输和护送病人的费用，等待入院的生活费、旅店费用等等，全面地考虑医疗技术方案的消耗费用。

如果忽略了以上三种消耗费用，医疗卫生技术方案的可比性，就不完备，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第三、价格指标的可比性。社会主义制度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仍然在起作用。所以，在计算和比较不同医疗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时，常常需要利用价格指标。如果对于不同的医疗方案采用的价格指标不一致，不合理，那么，它们之间的比较结果，就可以是不正确的，一种情况是，构成消耗费用的价格指标有缺陷，一种情况是，构成医院收费标准的价格指标有缺陷，我国现行的医院收费标准和各种商品的价格是由国家统一制订的，由于种种原因，价格往往与价值背离。长期以来，认为医院是非生产部门，又片面解释医院的社会福利性质，使医院各种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往往同它们的实际劳动消耗脱节，实际劳动消耗大的，反而收费标准低，有些实际劳动消耗小的，反而收费标准高，总的趋势，是实际劳动消耗明显地高于平均的收费标准。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对于有效地开展医院经济管理有很大妨碍。目前，在暂时还不可能大规模调整收费标准的情况下，比较不同医疗卫生技术方案的消耗费用和创造收入时，应检查所使用的价格指标的合理性，如有明显的不合理，应考核指标上，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前面说过，由于技术进步，有些服务项目，尽管名称相同，实际上已经在满足需要上没有可比性了。就像同是茶杯，有玻璃杯，有保温杯，虽然都是用于喝水，但已是不同品种的，不同质量的商品，应该呈报物价部门批准新的价格，而不应继续沿用旧的价格。医院也是如此，有了新的服务项目，或旧项目有了新的内容，实际上就在满足需要上失去可比性。按照按质论价，优质高价的原则，应该重新制定收费标准，报物价部门审批。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社会上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些产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动的，因此，各种消耗费用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今天认为不合理的医疗卫生技术方案，在新的条件下，也许可以大量推广。这种情况，也应该估计到。

总之，因为价格是不断变化 的，当不同技术方案进行比较时，必须使用可比的价格指标。

第四、时间的可比性，时间的概念，在医疗技术经济效果的比较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间概念不清楚，忽略了时间的因素，往往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时间可比性，有以下二层意思。一、建设年限不同。例如：规格、用途、价格相同的两台电镜，一台从投资到使用只需二年，另一台要三年，这两台电镜的经济效果就不同，不能简单比较，要考虑时间的因素。二、使用年限不同，两台用途、价格相同的设备，一台能用十年，一台只能用五年，这两台设备经济效果就不可能相同。不能简单的比较。

总之，有两个以上医疗卫生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分析时，必须使每个方案具备上述四个可比条件，否则，医疗卫生技术方案的计算和比较分析，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四、影响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因素

影响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因素很多，它们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大小。这些因素，有卫生部门内部的，也有卫生部门之外的。从卫生部门自身考虑，影响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方向；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目标；医疗卫生事业的结构和布局；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医疗卫生技术的质量和服务质量；医疗卫生带来的管理水平；等等。现在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方向。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服务方向，反映了医疗卫生机构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背离了这个服务方向，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如果服务方向有不明确的地方，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也会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医院实行经济管理，增产节约，挖潜增收，扭亏为盈，不是我们办院的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效果。即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实现尽可能大的医疗保健效果。在医院经济管理改革之前，经营思想不明确，可以表现为不负责任，大手大脚，慷国家之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医院经济管理改革之后，经营思想不明确，可以表现为离开医院经济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实现经济管理改革之中，出现一些偏差，是管理上缺乏经验，并不是新体制本身必然的结果，更不是增产节约，扭亏增盈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对此不能掉以轻心，监督和检查工作要跟上去。执行纪律和经济立法工作要跟上去。特别是，一定要完善经济管理的技术经济指标体系，由于指标本身有缺陷，所造成的偏差，主要责任不在下面。在技术经济指标还不甚完善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医务人员明确经济管理的目的，认识现有考核指标的局限性，并依靠医院人员，逐步地完善技术经济指标。中央领导同志说：“在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子上要稳。对于改革和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问题，一方面不要不知所措，重复过去那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教训，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犹豫徘徊，走回头路。另一方面，要注意加强领导，深入调查，精心研究，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及时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不要放任自流。”这段话，是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讲的，但它的基本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医院经济管理的改革。

第二、选择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目标。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如果具体的服务目标的选择有缺陷，也会影响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医疗卫生事业服务目标的选择，取决于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说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疾病的流行情况，以及各种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程度。这些因素都是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计划人员，要善于预测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的变动情况，正确地选择服务目标。

例如，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医药工业的发展，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有一些在过去对人民健康危害较大的疾病逐渐退居不重要的位置，而一些过去重要性不显著的疾病，发展成为对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例如：肿瘤、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外伤等。如果不善于正确地选择服务的目标，有限的人财物力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就达不到最优的经济效果。

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最优的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必须使医疗保健服务的目标的选择符合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服务的客观需要，以便按比例地分配和使用可以供卫生部门使用的人财物力经济资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医疗保险事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医疗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是自发地形成的，价值规律是供给和需求的调节者。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国家干预保健事业，由于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国家和保险公司承担了大部分医疗保健费用。这使医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造成垄断的趋势。使实际实现的医疗保健服务和人民的实际需求的满足严重脱节。社会保健事业的费用总额急剧增大，但穷人仍然是缺医少药的。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医务界人士的重视，例如，在美国，卫生部门开始通过经济手段鼓励低费用，高效率的保健组织——健康维持组织和独立的开业医生协会。据说这些组织能像经济企业一样开展竞争，从而克服由垄断而引起的实际保健服务与人民的实际需求脱节的现象。据认为，这是美国八十年代的新现象。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社会可能有计划地按照客观的需求，按比例地发展各种医疗保健服务。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使可能性变为客观现实，需要计划人员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符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医院管理人员开始比较注意对医疗需求的研究，因为医疗需求的发展变化会影响任务的完成，从而影响医院和科室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医院管理体制，医疗机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以后，将会有竞争因素参加进来，这对于鼓励医务人员改进医疗和服务质量，克服医疗服务的供求脱节现象是大有好处的，能够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

第三、医疗卫生事业的结构和地区分布

医疗卫生系统，本身是一个大系统，它的组织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就整个卫生系统来说，有医院、防疫站和疗养院，就各种医疗机构来说，有基层的卫生院所、县医院、城市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等等，就一个医院来说，有业务管理系统，政治工作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和后勤管理系统。这四个系统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共同组成医院的完整结构。就业务系统来说，又有门诊和病房各科室的结构等等，错综复杂，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按照医疗技术发展水平和医疗保健需求的实际情况，医疗卫生事业的结构必须合理，才能达到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最优值，这就要求计划人员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医疗卫生事业结构的现状和理想状况之间的差距，找到缩小上述差距的途径。

例如：为了充分发挥城市医院的潜力，扬长避短，可以打破地区和隶属关系的界限，走城市医院联合化和专科建设的道路，在当地卫生系统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划下，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使各个医院都有所测重，重点发展，进行专科技术中心的建设。在一个城市内，形成以专科技术为指导中心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医疗网。充分发挥专业化和协作的优越性，达到技术先进，效率高，经济合理。

医疗保健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地区分布是否合理，平衡，对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关系很大。解放以来，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虽然已有很大改善，但目前农村仍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迫切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和提高。

根据我国的经济力量，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应该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建立和扩大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保健组织。合作医疗要大力发展，但也要采取多种形式，不能搞一刀切。要充分利用个体开业医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农村广大群众的医疗保健需要。

第四、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平均每一医务人员所完成的工作量，反映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也是提高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重要途径。

为了从经济上分析医疗卫生人员的工作效率，首先要研究计算医务人员需要量的方法，以及计算医务人员工作量的方法。

目前，有四种计算医务人员需要量的方法。一、卫生需要法。这个方法要确定人民为保持健康实际上需要有一些什么保健服务，要由卫生专业人员来研究确定，与保健服务的消费者无关。主要根据医学、卫生学和技术考虑。其他问题，如费用，进行服务的能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有支付能力需求和主观愿望，只是第二位的因素。二、经济需求法。这个方法研究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取得医疗保健服务实际使用的医务人员的数量和种类，目前医疗保健服务的利用率就是经济需求的一个尺度。因此也称有效需求法。三、卫生指标法。这个方法的注意焦点是确定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指标。指标由计划部门制订，其依据包括卫生需要，经济需求，消费者的愿望以及人员比例。这种方法要在人民的需要、愿望、卫生技术的水平，社会在一定时间所能提供的经济资源之间，保持平衡。四、医务人员/人口比例。这种方法用实际比例同理想比例作对比分析。大多数国家使用这种方法计算医务人员需要量。它的主要优点是简单、费用少、易于解释，它的主要缺点是绕过了医疗保健服务这个环节，因此不利于研究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研究各类医务人员的比例关系的改变，对医务人员计划工作的影响。

计算医务人员所完成的工作量，是计算医务人员工作效率的基础。目前，我国用门诊人次、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转次数指标考查医务人员工作量，由于医疗服务难易不同，医务人员劳动熟练程度的不同，复杂程度不同，因此，上述指标很难确切反映医务人员的实际工作量的大小。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协会，成立了一个相对值研究委员会，根据医务工作难易程度和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制定了一个相对值单位的序列和等级。例如：一次门诊为一个相对值单位；初诊为二个相对值单位；阑尾炎手术为五个相对值单位；胃切除术为二百个相对值单位。各种医务工作的相对值单位，通常是由专家研究确定的。这种做法，有参考价值。

影响医务人员工作效率的因素大致如下：（一）技术进步，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既可增加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也可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例如：一些自动化的医疗设备能极大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但在像我国这样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劳动力相对地并不缺乏，但经过专业训练的操作自动化设备的人员却比较少，过早地引进自动化的装置，不一定提高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再如，有人认为，心脏大手术虽能延长少数人的寿命，但却使外科医生的工作效率下降，使医疗费用剧增。有人认为，监护病房，虽然可使某些人的生命得救，但都是以费用增加和医务人员工作效率的下降为代价的。最后，有人指出，不少医疗新技术对医务人员工作效率的提高有好处，可是不少国家不注意引进，而将有限的经济资源用来引进那些与当地条件不适合的，或缺乏有效使用能力的高级技术或装备。以上这些意见说明，对于采用先进的医疗卫生技术，一定要作具体分析，要从自己的主观、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的做出决策。（二）利用执行具体任务的代理人。医务工作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只要求技术训练，而另一部分则要求有专业知识的训练和判断。第一部分的工作，往往可以由经济训练的代理人来完成，从而大大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世界卫生组织十分赞赏我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赤脚医生起了代理人的作用，可以提高医务工作的效率。此外，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各类医务人员保持恰当的比例，采取有效的组织形式等，都能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第五、医疗卫生技术的质量和服务质量。工作效率并不等于医疗保健效果，只有在一定的技术质量、服务质量基础上，工作效率的提高才能相应地提高医疗保健效果。因此，比较不同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不仅要研究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还要研究医疗技术的质量和服务质量。目前，我国医院考核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采用诊断符合率，治愈（好转）率，陪床率等指标，考核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近来天津、河北等省有些医院，引用工业企业实行的全面质量管理办法来改进医院的技术质量管理。美国则成立各级专业标准评议组织，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考核医疗保健质量。概括起来，考核医疗保健质量的方法有以下五种：1、治疗结果法；2、专家判断法；3、同行评议法；4、病人满意法；5、质量指标法，为了对医疗保健质量进行更加有效的评价，有人应用“临床决策分析”方法，编制标准决策图，系统地评价医疗保健措施的利益、代价和危险，规定恰当的医疗保健策略。

第六、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水平。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的重要性日益为广大医务人员所认识，医疗卫生技术的现代化，已经使保健组织发展成为广泛群众性，高度技术性，紧密的协作性，明确的目的性，严格的时间性的现代化技术——经济组织，这种高度现代化、社会化的组织形式，用小生产的家长制管理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广泛采用现代化管理科学的成就，才能使这种组织运转起来，达到最优经济效果，所以，管理现代化是提高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必不可少的条件。

影响医疗卫生经济效果的因素，当然不仅只有以上六项。为了深入探讨提高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办法，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分析上述因素对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效果的影响，包括应用运筹学或数学模型对医疗卫生技术的经济效果进行定量的分析，力争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医疗卫生效果。

（杜乐勋）

 

 

 

 

 

 

《卫生经济学若干问题》各部分陆续在《医院管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医学与哲学》等杂志发表。作者在卫生部发言的录音，由江苏省医学情报研究所整理发表在该研究所的内部资料上。卫生部计划财务司和黑龙江省卫生厅先后印发了上述讲义。在这次报告后，受卫生部和卫生厅许多官员和专家的鼓励，促使我接受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王孝铭教授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杨健伯教授的邀请，走上了专业从事卫生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在中国组建了第一个卫生经济学教研室，担任了教研室主任和教授。受卫生部科学教育司委托与计划财务司何鸿明教授一起共同主编了第一本供大学生使用的中国卫生经济学教材《卫生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后来，又和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魏颖教授一起共同主编了大型教材《卫生经济学与卫生经济管理》。被誉为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祖，创始人或奠基人之一。

－杜乐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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