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教主洪秀全的真相


  (邪教教主洪秀全矗立在华南最高学府----中山大学的永芳堂前为哪般?!广州花县(现花都)有一条路叫『秀全路』又是丢了谁的脸?)

  太平天国运动在官方说法中不仅是一场气壮山河的农民起义,而且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声,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明正大,正气懔然。然而,我们只要对其理论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邪教运动,其历史意义只能是负面的,乏善可陈。

  太平天国思想所以谈不上理论,甚至也说不上宗教,原因不在于其教主冒充耶稣之弟,也不在于其的一开始就是装神弄鬼、蛊惑人心,否则没有杨秀清、萧朝贵冒充“天父”,“天兄”附体,早就在没有造反之前,“拜上帝会”就土崩瓦解了。而在于一个正常的宗教,其的教义应该受到普遍的尊重,尤其他教主应为遵守教义的楷模,而教主和其高级属下,更是垂现示范的榜样。同时教主还应和其教徒同甘共苦,并且还应是身先士卒的。而邪教本质就是教主与其高级人员愚弄教徒。其的内部极端不平等,教主与其高级人员榨取教徒的财产。而其的教义也只是让教徒遵守,教主与其高级人员却不遵守。并且教主的权威建立在武力暴力之上,其对教徒是暴力、蒙骗、裹胁的。具体说来,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首先,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人”(《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其次,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人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在洪秀全的教令,和杨秀清、萧朝贵冒充“天父”,“天兄”的教令中,多次让信徒们捐献自己的财产,实行财产公有,说什么“越寒天、越退衣”、“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自然连同母妻姐妹女儿。于是,男人就都无后顾之忧,个个成了过河卒子;女人也参加,既可增加兵员,扩大声势,又可作为人质;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女人出问题找你家男人算账;人们的前途,就只能是胜利或者战死。当时就有人看出这一点,认为“计谋甚深”。”

  再次,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洪秀全的表现更是一个“邪教”教主的本色。荒淫凶残无耻,自己不顾南北战火纷飞,将士冒雪苦战,而从长江上游大运奇石异木,拆毁民房万余间,自己亲自督造豪华宫殿“天王府”,住的是“穷极巧工,骋心悦目”,穿的是“雕镂龙凤,珠宝璎珞”。生活中有一千六百人供其驱使,“后妃已八十八人,还要功臣妻女到宫中服役”。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动辄打、杀,宫廷生活是一片肃杀之象。请看一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通过这些清规戒律,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其后妃管得极为严酷而不近人情。她们啼笑皆非,左右为难,诚惶诚恐,动辄得罪。从这一点,就能推知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的说法不可轻信。

  最后,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一方面,“天父”、“天兄”自己“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另一方面,他们劝说人们长期放弃并禁止人们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甚至夫妻说几句话都可能被杀头。“洪秀全的《天条诗》说得更详细具体:“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所谓“淫”、“淫乱”、“奸淫”,是指一般的男女肉体关系,主要是针对夫妻间通常的做爱。所以,在《禁律》中就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如果夫妻之外,男女爱悦而性交,至少斩首,甚至可以“点天灯”自脚至头捆扎起来活活烧死。”邪教意味十足。

  因为信奉邪教,所以太平天国在经济文化上都走火入魔,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

  就经济而言,太平天国领导人用军队的方式管理民众,强迫民众从事国家指定的劳动,将所有私有财产收归“圣库”,然后平均分发粮,油,盐,乃至禽类,将土地全部收为国有,拟平均分配,而生产所得也全部上交,取消商业店铺和私营手工业,全部由国家包揽。就这样,巨大的财富都掌管在洪秀全等少数头子手里。他们使百姓、士兵的生活始终处于最低水平,而自身却奢侈腐化到了连清朝皇帝也自愧不如的地步!藉是之故,人民的生存欲望和生产欲望都极为低下,毫无生产动力。而被许多专家所啧啧称赞的《田朝天亩制度》本身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和空想性,没有任何进行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太平天国政治上实行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经济上实行摧残生机的平均主义,或照旧完粮纳税,甚至镇压反抗的农民;洪仁玕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资政新篇》被悬诸高阁,根本没有实行过。太平天国建立不久就迅速封建化,高层领导的荒淫腐化比清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活动的后期尤为明显。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解放和政治上的自由,更没有也不可能解放社会生产力。因此,说太平天国是革命运动只能是在没有前提情况下的强加,即人为的给它加上革命的光环,让人们去以次来认识,而不管历史究竟如何。

  这场旷日持久的农民战争,使中国的江南地区首当其冲。它摧毁了江南旧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曾经繁华无比的江南在延烧不息的战火中化成了废墟,一派荒凉。“(苏南地区)各厅州县册报,抛荒居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浙江、安徽、江西一带亦大抵如是。这真是一场悲壮的内乱,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太平天国的失败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

  就文化而言,太平天国为了独尊“拜上帝”的教义,大力摧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世俗文化。在《太平天日》中提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在众臣所写的《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副丞相黄再兴提出:“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他所呈报的可以流通阅读之书仅有28种, 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毁文化典籍及书院寺庙,“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当时有人记载说: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如此粗暴做法令知识分子心惊胆寒,纷纷逃离,一时间天京竟“无读书练达之人”。论者或以为太平天国毕竟有开科取士之举。天国的科举实在是一种变了味的科举游戏。它的考题多为洪、杨歌功颂德,凡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迫使知识分子畏于身家性命而投考。1854年湖北乡试“入场未及千人,取中者至八百名”。可见,此种开科取才,实为愚弄众生、考问民心归顺之举。他们宣扬的无非是神权、迷信、盲从和愚昧,充斥着浓厚的神权色彩。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对它的评价,自然也应当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