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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 围墙 围墙
杨继绳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经济考察团访问了美国、墨西哥、巴西 三国。在途中，除了思考一些经济问题外，有两个字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围墙，围墙，围墙。
我们在美国没有看到围墙。
美国总统办公和生活的白宫也只是用铁栏杆隔离。草坪上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夹着公文包的政府官员进进出出，从栏杆外面清晰可见。白宫是对外开放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到里面去参观。
美国的国会大厦门前没有岗哨。人们可以到里面去参观、拍照，可以在各个会议厅穿行。
联合国大厦向全世界的游人开放，各个会议厅和各种工艺品任人参观，任人照相。我们看到各种肤色的游人毫无拘束地在这里进进出出。文质彬彬的讲解员不厌其烦地向游人介绍这里的一切。
美国ＮＢＣ广播公司总部，就在纽约繁华的市中心。临街的墙是玻璃的。街上来往行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广播员、编辑的一切活动。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之音”大楼，只要在门口登个记，就可以到 各个办公室走动。如果你高兴的话，也可以坐在广播员的位子上照一张相。
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莱分校，我们都没有看到围墙。我们的汽车自由进出，没有人阻挡。
不仅是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就是在墨西哥，重要机关也不是用高墙和群众隔离。在墨西哥城，总统接待外宾和办公的国民宫，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游人，都可以进去游览。在庄严的大法官办公室里，我们还坐在大法官席上照了一张相。
对资金而言，美国也是没有围墙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围墙里的人的确有点为他们担忧。现在，外国银行在美国设立了大量的分支机构。这些外国银行对美国工商企业的贷款占美国工商贷款总额的２５％，在有些城市更高，如纽约占5３％，加州占４３％。外国银行进入美国以后，大量兼并或收购美国的企业和资产。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哈迪公司，被外国人兼并了。美国高级法院大楼、联邦通讯委员会大楼被外国人买走了。纽约埃克森大厦、花旗公司总部大厦也被外国人买走了一半产权。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资本也大量流出，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也持续增长。当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在国外看到这些，我们总是想到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机关、 学校、企业，总是紧锁在高高的砖墙里，使人们有一种“侯门深似海”的感觉。
我记得七八年前，还是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当市长的时候，他提倡各单位折掉高墙，用透明的铁栏杆或花墙来代替。果然天津城市面貌变化了不少。被高墙分割的城市贯通了，各单位院墙里的花草树木成了城市的公共景观。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对天津的作法赞扬了一番。
当然，拆除围墙的意义不在于改善城市景观，而在于破除围墙意识。
围墙意识是一种保护意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胸有城府” 。这些“国粹”，在人际关系之间建了高高的“围墙”。
刘先生在美国生活了八年。我问他在人际关系方面美国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他说，中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坏人，美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好人。中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坏人加以防范，通过交往，逐步建立信任，逐步减少防范，最后才成为朋友。美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好人，对你信任。一旦你失去信任，你在他的头脑里就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坏印象。他举了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初到美国的中国人，美国的银行很信任他们，每人不交钱就可以办５０００美元的信用卡。但是，有少数中国人回国前猛采购，把５０００美 元花光了，一走了之。从此以后，美国的银行对所有的中国人改变了态度：交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信用卡。
“围墙”在保护自身的同时，也禁锢了自身。它禁锢了墙内人的视野，禁锢了墙内人的思维。
和“围墙”意识相对应的是开放意识。自然资源在地球上的富聚，人文资源在社会上的聚集，是不平衡的。只有扩大资源的配置空间，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置。“围墙”意识必然造就“围墙”经济，只能在“围墙”内配置资源。围墙意识必然造就“围墙”政治，只有“围墙”内的人才有知情权和决策权。很多重要政治决策对围墙以外的人秘而不宣。开放意识就是全球意识，就是民主意识。
和围墙意识相伴随的是窥视意识。围墙里到底有什么？“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围墙里面是一个可以激发人好奇心的未知王国。有人封闭必定有人想突破封闭。于是，打听别人的事、关心别人的事，就成为中国人的一大心理特点。张家长，李家短，是茶余饭后最开心的话题。由关心别人的事到干涉别人的事。而干涉别人的事常常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美国长期居往的华人告诉我，不关心别人的事，不干涉别人的事，不看别人的热闹，不议论别人，是美国人的一大特点。美国人，只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只是拼命地为自已赚钱。这并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有些美国人还是乐意助人的。当你站在街头犯难时，就会有人过来问：“需要我帮助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为之写稿的《方法》杂志的宗旨：一本“专门评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在对待围墙的态度上，是美国人聪明呢，还是中国人聪明？我在《方法》发表上述文字，正是为了向诸位同仁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1995年12月15日写发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