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去了出版处和标记的《汗漫集》
龚明德
天冷，但是成都送仙桥畔北侧一栋大楼的第三层仍是热火冲天，这是一周两次的旧书自由交易日。今天是周日，人比周三多。我去得算早，转了几圈，没有大的发现。
仅在一个地摊，发现两本用透明的塑料袋保护着的旧书：一本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英文对读的杭州旅游手册，比十六开稍小的方形印本；一本是朱契的《汗漫集》，品相上好，仅仅是涂抹去了所有的出版处及其出版处标记。
问价，摊主说介绍杭州的那本一百五十、朱契的这本五百。我愣了一下，说你这个价格太高了。摊主问给多少，我说你先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旧书地摊混营生的，都知道，我这种做派是“行家气质”，只要我返回来那两本我问过价的书还没有被人买去，摊主多半会主动杀价以求交易成功的。当然，这往往也是冒险的，很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上个周三，我要买的赵景深民国印本《中国戏剧新考》就失手了一次。
但是这一次，我成功了！
我转了一二十分钟又返回到那个地摊，两本书都在。我再次问价，说两本一起卖多少钱，并且声明我不还价了。这意思，就是说摊主必须叫出合适我能承受的价位，否则这笔生意就流失了。
摊主跟我很熟，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我老是在他那儿买书。他一口价是两本一百五十元。这个价，在成都是低价了。我就不再压价，交钱取书走人。
弄到这两本书是今天的大收获，尤其是朱契的《汗漫集》。
这本朱契的《汗漫集》是私家藏书，其原藏者是一个非常爱读书而且很喜欢此书的人。爱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从细心涂抹去所有出版处和出版标记的行为可以推出一些历史现场来。
“解放”后，在中国大陆新政权下还来不及完全脱胎换骨的“旧时代”遗民尤其是文化人，几乎都成了文化不高和没有文化的新时代“革命干部”和“工农群众”的集体监管对象，随时都有被告发被检举而轻则批斗重则进牢房的灾难发生。
这一本朱契在“旧社会”写作和出版的《汗漫集》，无疑不是歌颂新政权的著作，更要命的是这书的出版处是正中书局。
正中书局，铁定的是国民党一个重要支系的要员作为靠山的出版社，国民党政权的当年要员吴大钧、叶溯中、陈立夫、陈果夫、叶楚伧、张道藩等都是这家正中书局的幕后操纵者。到了“新社会”，那些文化不高但是“阶级觉悟”却高极了的被新政权重用的工农干群是不管具体的读物的内容，他们只从字面来上纲上线的。看到还在阅读反动出版社的书，就是罪状。
这个朱契的《汗漫集》的拥有者，在一个夜晚，把大门插死抵牢，确保进步的革命干群不会闯进来，才敢拿出一把小刀，极其温柔细心地把封面和扉页上的“正中书局印行”、把版权页上的“印刷所”和“发行所”后面的“正中书局”、把扉页和封四正中的人形出版标记轻轻涂抹了个干干净净，还把版权页左边的两处民国纪年也给涂抹去了，如今只可看清“……六年四月初版”和“……六年七月沪一版”的字样。
我说原藏者是一个真爱这书的人，就是根据这用小刀的刮痕来推测的。封面上的字和封底上的图标，用小刀刮去，都不太难的，因为纸张比较厚实。但是扉页、版权页都是和正文的纸张一样的薄报纸，涂抹和刮擦的难度都大。但是，我手中的这本朱契的《汗漫集》却没有伤及纸张。
好在我有不少参考工具书，稍一查阅，就知道了这本朱契的《汗漫集》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上海出版的，只比十年前的南京版的二十五开本小了一些，是正三十二开本，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三十二开本。
朱契的《汗漫集》拥有者的后人，在扔弃这他们家被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书的时候，完全不细细审视一下，他们的前辈在这书里投入了怎样的情感啊……那个时候的恶劣的文化氛围和极其紧张的人际关系，都不是一心只想发财的今人所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