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各国竞相效仿,但效仿者取得成功的很少。与硅谷有人脉网络联系、有产业联系和两地具有跨区域创业这样的硅谷辐射模式则取得了成功。这样的地区有台湾新竹科技园和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这两个园区是硅谷主动辐射的结果,形成了与硅谷产业链中的特定环节相对应的支柱产业,新竹的主导产业是集成电路,班加罗尔则是软件外包。
中关村是效仿硅谷取得成功鲜有的案例之一。在中关村发展之初,科技人员效仿硅谷创办企业,一大批创业者自发地在这片热土上衍生。后来成立的园区管理机构也尊重这些创业者和企业家,并扶植他们成长。中关村逐步在效仿硅谷模式中发展起来,并且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的产业种类和产业链条,承袭了硅谷模式的成功逻辑。在90年代后期由于硅谷留学生归国创业出现了一批跨区域创业者,使硅谷和中关村之间有了更加直接和丰富的人脉和产业联系。可以说,中关村是效仿硅谷在先,硅谷辐射在后。
学习硅谷:创业浪潮迭起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被列入日程。但是高科技产业怎么走,只能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随着8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世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高潮到来,硅谷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硅谷的理念、硅谷的技术扩散和硅谷的产业集聚无疑让中国找到了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而最先感知这种变化趋势的,恰恰是中关村。
最先把硅谷这一最新模式带入中关村的是中科院物理学家陈春先,在硅谷所见所闻使其血液沸腾,也成为其创办企业的直接动力和经验来源。虽然陈春先的行为当时引起了评价颇为不同的争论,但是北京市科委、北京市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对其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中科院的领导也感受到以硅谷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脉动,并采取“一院两制”方式支持研究院所创办企业。之后大批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大学和科研院所,以“两不四自”,即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拨款、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式创办高科技企业,以每年增加数十家甚至上百家的速度增长,最终形成了电子一条街。
同硅谷不同,电子一条街形成之时中国仍是计划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中关村这片市场经济的试验田的走向问题也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宦乡曾于1994年提出加强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分工和协作,建立科学城和高科技开发区的构想,但是直到1986年国家科委下达的“中国高技术开发区研究”和北京市科委下达的“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才奠定了中国高新区发展的基调。而1987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最终使中关村科试验区及其办公室正式成立。
在这轮学习硅谷的浪潮中,虽然中关村只是学到了硅谷模式的皮毛,但是创办企业蔚然成风。以惠普起源缔造的硅谷神话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创新型经济和创新文化,而由于当时中国经济的滞后及体制的僵化,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即直接引进国外先进的电子设备,按照国内市场的需求加以二次开发后,再销售出去。“两通两海”等企业开发的计算机汉化技术和办公自动化技术,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事实上,中关村从二次开发起步,就走上了一条与硅谷平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中关村与硅谷多层次互动
80年代电子一条街凭借销售国外先进电子产品打开了中关村与硅谷的联通之路,而进入完全竞争领域的计算机汉化技术使得两地联系更加紧密。中关村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始分化并重新洗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占据了主动,较大比例地生存下来。四通凭借MS2401打印机一举成功,继而投资设立了第一家以硅谷风险投资模式运营的四通利方,即今天的新浪;方正因为开发经营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系统使中国出版印刷界告别铅与火,造就了今日的方正集团;联想凭借“联想汉卡”奠定了参与行业竞争的基础,并最终成为国内受屈一指的计算机跨国公司。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加大的开放步伐和日益增加的消费市场,硅谷大公司开始大举进军中关村。IBM、Sun、Intel等硅谷大公司不再采取寻找代理商的形式,而是纷纷落户中关村,设立独资公司;硅谷大公司研发环节转移的剧情近年来更是在硅谷与中关村间陆续上演。风险投资公司从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关村,到今天,仅IDG一家公司就投资了百度、搜狐、3721、中华学习网,万网等上百家企业,其中有三十多家已具有一定规模。
随着跨国公司和国外风险投资的大规模到来,中关村的企业从最初的恐慌中冷静下来寻找生存之道。他们在竞争中调整自己的战略,将自己参与到国际产业链之中,更通过创制国际标准、共建研发机构、跨国并购、海外上市融资等形式把握产业制高点,向硅谷进发。联想并购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生产商IBM个人电脑业务的商业行为,成为中关村与硅谷互动的新形式。此时与硅谷平行的中关村创新之路,早已不仅仅限于二次开发,更重要的是两条创新之路之间有了更多的互动联系。
在硅谷与中关村之间跨区域创业
在硅谷依靠技术取得成功的第一代华人是台湾人,他们在80年代末期已在硅谷站稳脚跟。在硅谷台湾华人的联通下成就了新竹,成就了硅谷模式向新竹的辐射。大陆80年代末期才兴起到美国的“留学潮”,而“海归潮”更是在21世纪初才出现在中关村。进入新世纪以来,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的留学生成为联通硅谷与中关村之间的“大脑水渠”,一批大陆留学生在硅谷创业成功,随后进入中关村再创业,由此出现的留学生创业浪潮,实践着硅谷与中关村间的跨区域创业。
今天,大陆在硅谷的留学生、创业者以及职业经理人已经近十万,一些创业成功案例在硅谷屡屡出现,激发了留学生更多地投入创业浪潮。在硅谷,中国各个大学的校友会都十分活跃,各种专业协会也定期举办活动。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和这次金融危机之时,很多创业公司陆续迁回国内,甚至有些在硅谷濒临倒闭的公司回归中关村之后又重新成长起来。
与前一次创业浪潮不同的是,这次浪潮的创业者们具有硅谷留学和熟稔跨国公司从业经验甚至是创业经验,他们带来了中关村与硅谷之间更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以人脉关系为主,其中包括风险投资、技术转移、商业模式、市场分割。其中也不乏产业组织者在两地之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橡子园的朱伟人、北极星的邓峰、汉能的陈宏、北极光的陈大同、光速的宓群等,他们之前在硅谷已经站稳脚跟,现在作为风险投资人纷纷回归中关村,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硅谷与中关村之间的产业组织者。
在这场创业浪潮中,中关村管委会成功实施的留学人员归国政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关村在硅谷设立了办事处,留学生创业形成了专项支持计划,中关村各个大学都办起了大学创业园和留学生创业园,创业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至此,中关村在政府和大学营造创业环境某些方面形成了比硅谷更加投入、也更加有利于创业的局部条件。
中关村在学习硅谷、效仿硅谷中建立起来,并在与硅谷的互动中建立了多层次的人脉网络和产业联系,而跨区域创业者的纷纷出现使得中关村成为继新竹和班加罗尔之后的第三个硅谷辐射地。由于中关村从学习硅谷开始,有了充分的人脉联系在后,使中关村比新竹和班加罗尔更加具有发展潜力。随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启动,中关村将有更多的与硅谷互动的机会,原本两条平行的创新路线将出现更多的融合,进而中关村必将与硅谷共同创造新的产业,产生更多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最终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一流科技园区。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高新区》2009年第10期“硅谷与高新区研究”专栏及2009年11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产业趋势”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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