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美国耶鲁大学2002届中国毕业生张磊（音），承诺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8888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这对耶鲁大学未必是值得称道的，但这个事件有很多值得吸引眼球的地方。
比如有零有整的戏剧性的数字，而所有数字都是中国最吉利的数字“8”，这就使得此次捐款行为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比如当事人为默默无闻的个人对国际顶尖高校；比如这样的捐款行为发生在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而且这后面有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背景，因此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实质上是一次商业炒作。（详见文后附件）
更重要的是，这笔巨款来自素来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唱对台戏的中国；而当下的中国，不管是教育还是民生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民生领域，由于各种原因，水电油气煤等各方面生活压力逐渐增大，为了避免被强行野蛮拆除，耍赖的、自焚的、被刑拘的弱势百姓，不胜枚举。
在教育方面，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衡，更是使得在那么多的贫困地区还没有教育的基础设施；在发达城市的学区房成为普通百姓争夺的目标，都市里的人为了子女可以上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宁愿在每套房子上面多付出数以万计人民币的生活成本；高校教育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重大负担，砸锅卖铁、债台高筑都难以应对教育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的情况比比皆是；在高校内的潜规则、假论文等学术腐败成为千夫所指的现象。
40多万的民办教师被集体性地清退，失去工作并“遣送”回家，“清退”这两个字，是如此的别扭。《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样解释：“清退”清查后退还。比如：“清退不合理收费。”这个词语中潜伏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及一般而言，清退对象的不合理属性，使得“清退”这个词语与这样一群默默无闻、默默奉献的教师相联系的时候,让人唏嘘不已。在穷困地区教了34年书只给600块钱，无论如何是这个民族的耻辱！
每年上百万的人才拥挤在留学、研究生与公务员考试的道路上，以消极应对就业带来的压力；而迫于难以缓解的心理压力，研究生在学校自杀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
这笔巨款，完全可以放在中国的某家教育产业，或者在中国的教育领域中设立某个基金，用以表彰国人在某个领域的突出贡献与卓越成就，成为中国的“诺贝尔奖”。
反对甚至声讨者认为，张磊“耶鲁改变其一生”的说法很荒唐——“你在中国上了十几年学，没有中国大学的教育，你什么也不是！”还有网友认为，张磊应该先把捐款投入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网友说：“目前中国各地大学教育状况堪忧，大学生就业艰难，你却不把钱投入到中国教育上，还向外撒钱。实在不能理解！”还有网友说，“怎么没看到高瓴在四川地震时捐这么多钱。”
理解甚至支持者认为，人各有志，人家有钱想怎么支配是人家的自由。
倒也是，欧美高校的基金运作机制，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捐赠资金，有单独的、专业的机构来管理，甚至仿照企业的形式运作，这使得捐赠资金能得到最有效的管理，而且有可能被投入资本市场上以使之增值。如果捐赠款项到了学校，不知所终，甚至都不知是否用于教学、研究，想必人们也就不愿轻易捐赠了。
中国不仅在教育方面、在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差强人意的地方。不要说没有这样的基金运作与捐款制度，即使有这样的制度，想让人家捐款都难。
在中国捐款不安全，或者那钱最终被用于什么地方都不清晰，或者背负捐款的责任，这次捐了，下次没捐，就会有麻烦上身；为了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低调一些，把钱捐给制度更透明一些的国家与地区。毕竟没有人会想成为冤大头，更没有人会因为一次抛头露面，就引火烧身。
——本人认为，捐款，是自愿之举，更是内心的信仰归依。
我们对这种朝国际标准看齐的教育捐款本来是不需要惊讶的，但偏偏太多的人都喜欢钻牛角尖。而在如此时节，出现这样的事情，对中国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这不是中国大学的失败，而是30年改革开放，与百年来中国追随西方文化教育的“伟大成果”，从民族与国家等“狭隘”观念来看，却是莫大的讽刺。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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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磊自述：我为什么捐钱给耶鲁
我1972年出生在中国中部，于1989年考进大学，当时国家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高考那年我们省有10万考生参加考试，而我一举夺得第一名。这样，我才有机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我选择的专业是国际金融。但当时其实我连国际金融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多优秀学生都在学这个专业。
1998年，我申请到美国的大学读研究生，而那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开始到海外学习。我可以到很多相当优秀的学校就读，但是我选择了耶鲁大学。主要有几方面原因，首先，这是我父母唯一听说过的外国名校。在整个中国，耶鲁也是人们都知晓并且尊重的名校。这也是我想回馈耶鲁大学的原因之一。耶鲁帮助中国的历史已经有100多年了，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曾在耶鲁受过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互助的关系都是单向的，所以我极想改变这一点。
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在管理学院上学的时候，我离开过一年并回国创办一个网络公司。后来网络泡沫破灭，我又回到了学校。我曾经在耶鲁投资办公室和华盛顿新兴市场管理机构工作过，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我在2005年又回到了中国，开始了我自己的投资基金。我们以3000万美元起家，而现在我们的总资产已经达到25亿。我创办的公司名字HillhouseCapitalManagement（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就是以横贯耶鲁管理学院的一条道路命名的，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