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来南通打工的农民工遭遇欠薪，请求劳动保障部门帮助。但因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劳动保障部门表示爱莫能助。无奈之下农民工致电江海晚报新闻热线，在记者及时介入下，农民工终于拿回了薪酬。（1月14日江海晚报）

读此消息，有读后感曰“媒体管用”。老板欠薪不给，连劳动保障部门都“爱莫能助”，焉料媒体出手，欠薪老板立马就变了纸老虎。媒体“管用”，绝非孤例。不少事一旦媒体介入，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在许多地方已是百试不爽。有人还将种种媒体“管用”称为“先媒后兵”现象。比如“据记者调查后发现”，比如“记者通过暗访发现”……而无一例外的是“相关部门”总是在媒体有了相应的“发现”后引起重视，这才对事情进行调查处理。

比如“开胸验肺”事件。农民工张海超为了进行职业病鉴定，走遍了劳动局、卫生局、防疫站、职业病防治所、信访办……但却却无一例外是求助无门，最后在郑州一家医院做了开胸手术。此事后来经媒体披露，引起举国关注，舆论压力之下，当地政府部门遂改变态度，追究了相关责任人员责任。再比如“三鹿奶粉”事件，也是由记者发现了事实真相，媒体冒着风险进行报道，由此掀开了“三鹿”毒奶的重重黑幕。

媒体“管用”，自然是好事，因为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不是正气怕歪风，而是歪风怕正气。我们的舆论监督是有效的。但是深长思之，问题还有另一面。媒体“管用”，既折射出群众说话还不管用，又反映出一些部门认识上的错位。同样的事，群众千呼万唤了，“有关方面”依然无动于衷，把自己当成了“无关方面”，媒体出手了，才“高度重视”，又让自己回到“有关”的位置上——用现在流行的说法，这种“有关方面”的“闻风而动”其实不过是“被作为”罢了。我们当然希望媒体都有强烈的敬业精神，都大有作为，但是如果媒体有作为是因为“无关方面”的不作为才得以凸现的，那么人们在为媒体的有作为大声喝彩时，心中又是怎样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