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的社会运动支撑不起伪民俗

　　杨于泽

　　过年与拜年，都属于中国民俗范畴，其生命力与文化价值也在民间。教育部1月15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从民俗活动，变成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局。

　　说过年与拜年是民俗，是因为两者具有民间特点，与公权力无涉。现在政府使用“公历”，算是门当户对，“公”对“公”是也。过年与拜年是民间习俗，是私人生活领域，政府也把春节定为国家法定节日，但这样做，只是对民俗的一种尊重姿态。过年与拜年，根本上是私人的事和私人之间的事，彰显的是家庭价值和亲情。

　　在公民社会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应有分际，各守其份。公权力并非万能，能够把公共领域组织好、管理好，大家就谢天谢地了。组织大家拜年，意味着公权力向私人领域的介入，导致公私不分。本份内的公事，你都没有管好，却要插手私人领域、插手份外事，就属于不务正业。清官难断家务事，明知事情难管，你还要介入，是为不智。

　　现在国家走向福利国家，一到春节来临之际，政府给困难家庭“送温暖”，这似乎可以成为政府介入年俗的先例。其实不然。对于困难家庭来说，春节物资得仰仗政府送，但春节还得人家自己过。“送温暖”是公权力的职责所在，而给谁拜年、不给谁拜年，是人家的私事，是千家万户的权利。

　　过年与拜年，其所以能够持续千百年，生命力就在于其民俗本质。如果拜年是一种风俗，它就是民间自发的，由公权力来组织就纯属多此一举。如果它不是风俗，任何人来组织也没用，发一百个红头文件也是无效的。有人振臂一呼，想把拜年搞成一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其结果很可能是应者廖廖，到头来反而成了自讨没趣。

　　春节的日子，普天同庆，人们把情感投射到国家身上不是没有可能。以前，有些人家的中堂上写有“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建立共和之后，有人把“君”字用“国”字替代了。五个字，代表五种参拜对象，春节时，人们把“敬爱”的情感投射在其上。在这里，国家也承受了国民的崇拜与爱戴。

　　但“天地国亲师”也者，这里有一个共生结构，把天、地、国之类东西单独拿出来，失去了“亲”这样一种东西，民俗也就难以为继，给“国”拜年也无从谈起。给祖国拜年，按教育部指示，“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这实际上抽空了个人情感内容，把拜年变成“大公无私”，民俗成了伪民俗，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就中国传统伦理而言，“亲亲”是一种核心价值，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把“家”放在“公”的基础与前提位置。如果我们避开拜年“亲亲”的核心内容，把“公”单独拎出来，倡导大家“给祖国拜年”，其实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样一来，教育部就违反了中国传统伦理，事实上，它也只能如此。如果它提倡大家给父母、师长拜年，就纯属多此一举、不务正业。它是公权力，只好提倡给祖国拜年，而拜年却是一个民俗问题，这就先天注定了它有违传统伦理，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