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左”、右两种倾向而写的一篇文章。全文约4000字。
最初发表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
1926年2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转载了这篇文章，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1926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6、117期又连续登载了此文，并由作者作了多处修改。1927年4月1日，中共汕头地方党和共青团组织主办的汕头书店，曾再版了该文单行本，书上标有“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印行”、“中华民国十六年再版”等字样，可惜该书一版的具体日期无法确定。目前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的再版单行本，是该文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单行本。
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公开发表前后，毛泽东还在广州第五、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等处讲授过该文，并收入了第五届农讲所教材《农民运动参考书》。后来湖南各县主办的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或称农讲所)，也几乎都以它作为基本教材。
此后，虽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1946年4月24日编印的《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中共太岳区党委1947年1月编印的《土地政策续集》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后来编印的《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集》均收入了此文，但由于这些文件汇集大都属于内部出版，因此算不得公开发表。而当时一些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公开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文集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中央文件汇集中，则都没有收入这篇著作。1950年编辑《毛泽东选集》时，由于尚未发现发表这篇著作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等文本，因此作者以《中国青年》文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写作时间也因此定为“一九二六年三月”。1951年2月，该文初步改定后，恰逢中共中央办公厅重印1942年编的《六大以前》，经毛泽东同意，该文又被作为党的历史文献补编入《六大以前》重印本。1951年10月，该文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
此后，1964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等著作陆续收入了这篇文章，正文内容和写作时间均未再作变动。这次《毛泽东选集》再版时，写作时间已根据《革命》半月刊订正为1925年12月1日，内容方面仍以《中国青年》版为底本。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南方的革命势力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势力正在酝酿着大决战。然而就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统一战线内部都出现了危机。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加剧，不仅原来的北京国民党同志会俱乐部和上海辛亥俱乐部那些老右派活动猖獗，而且又出现了戴季陶等新右派。他们互相勾结，另立国民党中央，妄图排挤共产党，篡夺革命的领导权，破坏因国共合作而形成的民主革命的大好形势。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对到何处去寻找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到哪里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等问题，也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特别是五卅运动以来反帝爱国运动中各阶级的具体表现，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分清敌友，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是对自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以来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总结。
正是为了分清真正的敌友，文章紧接着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一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首先，它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把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分为五大类，即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然后指出，在当时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代表了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因此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我们的敌人。把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同时明确地当作我们的敌人，这是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所得出来的必然结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就造成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并存的局面，他们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生产关系在中国的代表，是维护中国现状的阶级基础，他们从来都不会成为革命者的朋友，而只能是同帝国主义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对此，文章总结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在这里，文章实际上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作了明确区分的。
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他们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排挤压迫的夹缝里面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他们受到外资的打击、军阀的压迫而感觉痛苦的时候，他们就会需要革命，就会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是具有两面性的。由于既得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地位，他们不可能有彻底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欲望和勇气，因此他们害怕工农群众，害怕彻底革命。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新的革命运动有可能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的发展有了威胁时，他们就会转而怀疑革命，甚至有可能叛变革命，跑到反革命的方面去。
因此，它是一个分化的、动摇不定的阶级，有左、右两翼之分。其上层是由官僚、地主和富商转化而来的，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社会地位较高，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关系较深，这是他们的右翼。左翼则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他们经济力量薄弱，社会地位也不稳固。大革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无论其左翼还是右翼，都曾对革命表现过一定的积极性。他们都想利用民众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们都赞成并利用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对新兴的农民运动也表示“中立”。
但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便急剧地分化了，右翼的反动性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他们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威逼钳制和农村大革命的刺激下，终于走上了和大地主、买办阶级及至帝国主义结盟以反对工农革命的道路。左翼则日益走近革命，在某些时候(如抵制外货潮流高涨时)还表现得颇有革命性，但其夙持之空虚的“和平”观念却极不易打破，而且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慌，故其对于革命也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毛泽东总结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关于中产阶级的这一分析，为我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于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包括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小知识阶层，毛泽东根据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将他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有余钱剩米的”，即依靠自己的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不但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且每年还有所剩余的。这类人发财观念极重，但胆子又小，怕官也怕革命。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比较接近，因此对革命往往也取“怀疑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只占少数，可以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右翼。
小资产阶级中比较多的是第二类人，即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自足的这一部分人。他们也想发财，但与第一部分人不同的是，他们总发不起来。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阶级、阶层的重重压迫和剥削。因此他们反洋人，骂军阀，恨土豪劣绅，但又常常认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未必能够成功。他们对革命往往取“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派，人数约占到小资产阶级的一半。
第三部分是那些生活日趋下降的人，他们原来大多过着比较充裕的生活，属于所谓的“殷实人家”。由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层层盘剥，使他们政治上日趋没落，经济上逐日下降，过着凄凉的日子。这一部分人生活压抑，精神上感觉到痛苦很大，今不如昔的观念尤为强烈。他们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体，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对于革命颇为重要，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总起来说，小资产阶级中的这三部分人，经济地位各有不同，政治前途也有所区别。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是各不相同的。但到了革命高涨，不但他们中间的左派可以参加革命，中派也能参加革命，就是那些右派分子，由于受到革命力量的影响，也能附和革命。
因此，毛泽东说，他们和一切半无产阶级一样，“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关于半无产阶级，文章指出主要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等五种，主体是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所谓的农民问题，也主要是指他们的问题。他们经营的都是更为细小的小生产经济，但在他们之间，经济状况仍然有上、中、下的区别。半自耕农因其粮食每年大约要缺少一半，必须靠耕种别人的田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等以资弥补，因此其生活苦于自耕农而优于贫农，其革命性因而也是“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的”。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靠租种度日，劳动所得不足收入的一半，深受地主的剥削。贫农根据自己拥有的农具和资金数量的多少，其生活状况又有所区别，因而他们的革命性也有程度的不同。农民中的极艰苦者，生活十分贫困，如牛负重，他们“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经济上比这一部分贫农稍好而又苦于半自耕农的，其革命性也“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至于其他的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同，同属于“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
文章对中国农民的上述分析，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后来党根据这些理论确定了在农村“依靠贫农、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把广大农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正确地解决了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终于指导我国民主革命走向了最后的胜利。
关于无产阶级，文章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比任何阶级都更为集中，而且经济地位低下，失去了生产手段，绝了发财的念头，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他们特别能战斗，“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此外，城市中的苦力和农村中的雇农，其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重要力量。至于游民无业者，多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者，“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因此必须加以得法的领导，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
总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集中了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的许多正确主张，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成果，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后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上述基本思想如关于农民问题、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等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情况虽同过去有所不同，但这篇文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3—9页) 字数 4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