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全国第二届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研讨会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举行，在这个会上竟能听上被誉为“中国编剧第一人”王朝柱老师的讲座。提起王朝柱，那可是大名鼎鼎的“红色作家”，一部部反映近现代革命史的重大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开国领袖毛泽东》、《李大钊》、《张学良》、《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周恩来在上海》、《决战淮海》、《长征》、《延安颂》、《八路军》……），早已让他的名头响彻了神州大地。让我想不到的是，王朝柱的讲座一开始就猛轰“五四”，说五四精神根本不是什么追求科学民主自由，不过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想在中国重造一个美国罢了，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失败了。他还嘲弄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成一件事情，而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少了一点中国人的骨气”。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样评价“五四”，听的我当时就目瞪口呆了。按照这位红色作家的说法，“五四”先贤几乎成了跳梁小丑，早在90年前就要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了。我怎么也想不通，把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的普世价值引进中国，怎么就成了“重造美国”？为中国人进行一下思想启蒙，怎么就没有了中国人的骨气？在这位红色作家的眼中，“五四”先贤们难道连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成？难道王作家忘了新中国是如何建立的了？如果没有“五四”的思想启蒙，马克思主义会来到中国吗？中国共产党能成立吗？不要说党领导的新中国难以成立，就是王作家你还能成为受人吹捧的红色作家吗？我真想和这位红色作家辩论一番，可我人微言轻，在这个国家级会议的讲座上，不设交流的程序，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也许红色作家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浸淫久了，就会拜倒在他所写的伟人传主脚下，伟人们即使得了个疱疮，也是“艳若桃花美如醴酪”；政治模式就更甭说了，只有伟人们选择的才是最好的，其它的什么民主道路都是没骨气的崇洋媚外。王作家一再声称他能看到中央的机密档案，那么他应该知道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曾经对民主也有过一往情深的时候。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同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周恩来同时提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三个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杂文报》2008年5月16日）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十二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甘贝尔提的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如下回答：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头条刊登了这篇答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10天后，即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八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这篇答问。不容置疑，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非常重视这篇答问的。顺便指出，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2008年11月7日《报刊文摘》）
毛周当年关于民主的论述，不论对当时还是对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念，一度曾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魂牵梦绕的一个理想。对此，不知这位红色作家又作何解释呢？
想不到时代进步了大半个世纪，科学民主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竟成了过街老鼠。经济上的改革已经搞了三十年，政治体制上早就叫嚷着要改革了，可就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伊人来”。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刚刚说一下民主，就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又拿着中国的特殊国情谆谆教诲开了。当然，有时候也会给人们绘制一幅美丽的远景图。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学者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还需要30年的时间(从2008年起)才能完成政治改革，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这个《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值得肯定。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政改要30年意味着民主化要再等30年。
30年，中国要实行民主化居然还得再等30年，难道实现民主真的非常难吗？民主民主，顾名思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什么神秘复杂的事。要知道，全世界190多个主权国家，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上了民主道路，与我们同文同种的台湾，仅次于我们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政治经济无法与我们相比的百年历史的王国不丹等都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制度。中国以前虽然没有实行过民主制度，但人类实践民主已经好几百年了，已有成熟的经验和样板可以供我们借鉴，它并不是难以攀登的什么珠穆朗玛峰。何况自上世纪初结识“德先生”以来，中国就有一大批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地追求实行民主，已有过断断续续的局部尝试。别的人且不说，就拿我们党的前辈领导人来说，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他们就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并没有说不可以实行民主，为什么在取得全国政权近60年，经济上空前强大的今天，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却还要等30年才能玩上民主，这是为什么呀？
可能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失去特权，有意阻挠至少是拖延政治民主化进程。在这个集团里，既有权力的掌舵者，也有资本的操持者，还有知识精英这类吹鼓手，他们已结成了一个强大的统治联盟，成天在忽悠着、吓唬着善良的中国人民。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些不和谐的事情层出不穷：记者行使一下舆论监督权，辽宁西丰的县太爷就令警察上京去抓；网民王帅在网上发帖为家乡父老讨一个公道，河南灵宝市的头头们就派公安千里赴沪抓捕他；尤其可怜的是山西稷山县的杨秦玉等3个老干部，只因一篇《众口责问李润山》，便以诽谤罪被判了刑；京城的某房地产大亨更是大肆叫嚣，中国的房价其实没涨；有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则鼓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于是就有北大教授负责任地说，中国的上访者99%都是精神病患者；北师大教授则激昂慷慨地说，“所有反对房地产复兴的想法都是危害国家利益”，是“反人类”的。而广大人民真正关注的新“三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以及望眼欲穿却至今难以得到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权等等，却没有精英们为之发出声音，更没有权势者给予认真讨论和解决。
有时候真是难以想象，这就是“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中国现实吗？
精英们尤其是以教化民众为己任的“红色作家”，其实早该睁开一贯闭着的炯炯大眼，好好看一下中国的现实国情，当前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比如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城乡差别极其惊人，腐败正以惊人的速度侵蚀着中华民族的健康肌体，这一切都可能引起潜在的社会大动荡，如果光靠“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革命英雄业绩的教育，显然是不行的，人民已经觉醒，不可能再躺在昨日的辉煌里盲目乐观了。
要想使中国能在新时代更好更快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就只有像张镇强老先生所说的那样去做，“调整这一格局，只有民主化一途，让每一个公民有一张选票来决定官员的命运，在国家和社会财富分配上有发言权和制衡权。而这种调整再不能慢条斯理慢慢来了。否则，可能会毁掉改革蓝图”。
2009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