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都市文学”的发言

    我对“都市文学”没有专门研究，简单地谈谈，请大家多批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都市是在西方城市模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现在“都市文学”的内容，似乎也集中于情感或欲望故事，集中于消费、时尚、酒吧、商场、名牌等，还有官场、商场或职场小说等，我觉得这样的都市或“都市文学”，是对丰富复杂的城市生活的一种狭隘化，在此之外，应该还有另外的方向与可能性，这是我们应该去发掘与探索的，我想谈谈这些另外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传统性、社会主义现代性、地方性，我觉得从这些方面，可以丰富我们对都市和都市文学的理解，也可以反思西方式的城市发展模式。

     首先是传统性。我们应该知道，现在都市的生存状态，在中国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在与西方“冲撞”之前，在晚清以前，中国也有城市，但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城市形态大不相同，那时的城市是农耕文明的集中表现。比如那时的城市不像现在，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他们虽然住在城市里，但都住在四合院、胡同或大院里，也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时的生活节奏，也不像现代都市这么快，充满了偶然性与流动性，而是按照四季的循环，过着慢悠悠的日子；那时的城市建筑，也体现了传统中国的宇宙观、世界观与伦理观，比如天坛、地坛，比如故宫，比如佛寺与道观，等等。总之，在西方入侵之前，传统中国有一套自己的城市生活方式，而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自足的城市生活被打乱了，开始逐渐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构筑自己的城市，这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上。而这个变化，我们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一个是中国境内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即有的城市的地位变得重要了，有的城市则逐渐衰落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是山东聊城人，我们聊城靠着京杭大运河，在明清时期是全国十几个大城市之一，当时叫东昌府，是一个交通枢纽，是很繁荣昌盛的，大家在《水浒传》、《金瓶梅》或其他明清小说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盛况。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废弃（漕运改为海运），这个城市就逐渐衰落了，现在是山东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聊城，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一提起青岛，大家都知道，其实青岛在近代以前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正是西方的冲击使得城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不只在我们山东，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如此，哈尔滨、上海、香港等很多城市，在近代以前都是小村落或小县城，很荒凉偏僻，正是中外之间的战争、贸易与“交通”，使得它们的战略位置变得重要起来，这可以说是传统中国面对西方的冲击，在内部所做的调整与因应，而形成的一种格局，这是一种城市空间的变化。

     另一种变化，是城市内部空间的变化。原先具有现实或象征意义的建筑，逐渐被边缘化，或者废弃，而具有新的功能的建筑或空间，则发展起来，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占据主导性的地位，比如故宫、太庙、国子监等建筑，便不再具有实用功能，而只成为了一个景点，占据城市生活核心位置的，则是广场、商场、超市、shopping mall，等等。

      梳理这样一种历史的变化，我是想说明，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并不就是“自然”的，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而传统中国的城市形态，在某些方面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比如现在我们的城市大多是“陌生人社会”，在一起住对门住了很多年，都不认识，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这样一种冷漠的人际关系，并不一定就比胡同里的热闹氛围好。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处于一种历史的变化中，也仍有很多传统性的因素，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羊圈胡同中市民之间的相互扶助，在王朔的一些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院里人与人的密切关系。在现实中，也有这些因素存在，比如在一个单位中，我们有时会说单位就像一个“大家庭”，这种“大家庭”的氛围与感觉，也是一种传统性的因素，一种类似于家族意识的集体意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种“大家庭”不好，是一种封建意识的残留，如果我们剔除了其中的“一言堂”与尊卑或等级关系，而保留其中相互温暖、关切的因素，我觉得是比冷漠的态度要好，而这也可以说是对西方城市或现代化模式的一种反思。

     其次，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市文学”的一个误区，就是集中于风花雪月的情感故事，强调“新感觉派”、张爱玲的传统，强调城市的现代感、节奏感等，而忽略了城市中更为丰富而真切的历史。这可以说是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所造成的误区，他们只看到了“上海摩登”的一面，只看到了现代性中“颓废”的一面，我们的一些作家与学者也跟着说、跟着写。其实，真实的历史与文学史并非如此，上海那么多惨痛的历史都被淹没了，五卅惨案，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也不见有人关注，在文学上，鲁迅的身影模糊了，左联五烈士被枪杀在上海龙华的监狱里，也不再有人提起了。我前一段时间读了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人的境遇》，这本小说写的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共产党人试图刺杀蒋介石的故事，小说篇幅不长，但写得很丰富、复杂，很“国际化”，也很有历史感与现代感，对人物心理也挖掘得颇为深刻细腻，但在中国作家之中，却看不到有人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历史。

     社会主义现代性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是从被压迫者的角度去观察历史，书写他们的故事，表达他们的声音。当年很多作家冒着生命危险开创的“左翼文学”传统，而今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不公平。当然这与社会主义的挫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应该知道，城市的历史不只是风花雪月的历史，城市中也不是只有有钱、有权、有势、有闲的人，更大多数的则是工人与市民，我们的文学应该关注他们的处境，而不应弃之不顾。在狄更斯、巴尔扎克等关于伦敦、巴黎的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同情与关切的对象，仍是城市中的贫民或底层。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试图探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应该有历史的同情，对于其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比如50年代初的“工厂题材”作品，如周而复《上海的早晨》、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原动力》等，再如60年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80年代的《乔厂长上任记》、《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及最近的“底层文学”等，都在探讨社会主义能否发展出一套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与审美观，即不靠金钱或物质刺激，能否使现代社会运行，能否形成新的审美时尚，能否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新文化与新价值，这个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很值得认真对待，。

     再次，我觉得应该强调城市的地方性。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之中，我们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跟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城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大城市跟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比如北京与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差别就很大，而城市本身跟农村有很大的差异，呈一种阶梯性的状态，而每一梯级似乎都是不可逾越的，不只是政治经济上层面，在整个文化、审美层面也是这样。

另一个问题就是“同质化”，就是全国的大城市都一样，全国的中等城市、小城市也都差不多，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我们想像一下以前的城市，传统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南京，扬州、苏州等城市各不相同，这些“江南”城市又跟西北的兰州，或者西南的成都不一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如何将其地方性融汇进来发展出特色，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文学来说，怎么能把这些特点写出来，在时代性中融入“地方性”——包括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等，我觉得是一个作家需要去做的。

     我说的主要是这三点，一个是传统性，一个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一个地方性，这是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三个方向。我觉得现在重提“都市文学”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时代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逐渐在世界上崛起的过程；在中国的内部，其实也是一个“乡土中国”变成“城市中国”的过程。在这两个不断交织的过程中，我们的都市文学的丰富性与可能性，我觉得可能超过于当前的欧美国家，也超过于以前的中国都市经验，我们有可能会写出更加丰富、独特的“都市文学”，这也是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