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劲梅小说《老康的哲学》的对话

李云雷：最近，海外华人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对国内文学界有着不小的冲击，比如于晓丹的《1980的情人》、张翎的《金山》、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等，都可以说是近年来的佳作，袁劲梅的小说，也可以说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这些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在题材、风格、经验、情感与思想意识等方面，都与国内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与理解中国经验的新视野，值得深入分析。同时，这些作品也与198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是对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不再持一种理想化的态度，不再无条件地认同与追求，而更注重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的“身份”。这一变化，可以说与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与文化上也更加自信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变化又是有限度的，而这主要在于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同时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思想框架，仍处于支配性的位置，在意识或潜意识层面影响着人们的判断。

在这些作家中，袁劲梅的小说又有其独特性，那就是她始终将中西文化冲突作为小说处理的主要题材，无论是《罗坎村》还是《老康的哲学》，其间都纠缠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在文本内外，探讨一下她的作品尤其是《老康的哲学》所蕴含的思想与美学价值。

刘复生：袁劲梅贡献给当代小说的一个特殊人物形象类型，就是老康（以及《罗坎村》中的老邵等人）所代表的中国移民，他们共同的悲剧与尴尬之处在于，带着深刻的中国观念，固执地要在美国这片异域文化中移植中国生活方式。这种尝试导致了可笑与可悲的结果，小说的戏剧性也由此产生，其实小说之所以有阅读快感，就来自这种错位与误植。

事实上，小说所指的中国是有具体时代背景的，那就是老康出国前成长与生活的年代，文革及改革开放初期。老康这一类人代表着革命中国的记忆，但是，小说一方面赋予了老康的中国记忆以具体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又把老康的生存哲学加以虚化，甚至偷换为中国人的超历史的本质，这就有点问题了。 

小说对这种中国文化，思维习惯的一个概括就是“等级制”，老康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最梦想在美国建立的也是这一点。“文革”时期船上的底层生存处境似乎也说明了革命中国的等级化，这当然不错，因为建国以后新的等级制又在出现并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不过应同时指出的是，革命中国内部一直也存在对这种等级制的自觉纠正力量，并一直试图对它加以克服。至少在观念上或意识形态上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从来没有被合理化过，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整天在告诉我们这是合理的。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文革”给了老康这样的下层人出人头地的机会，让他出国成了“人上人”。

所以，对当时中国的等级制的批判不能代表对中国的批判，对某种中国本质的批判，而应是对这个历史困境下的特殊中国社会体制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在当代的延续性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小说以小船上的生存来隐喻、象征中国人的生存，是有问题的。当然，小说有它片面的深刻之处。

何吉贤：在经过后结构理论的洗礼，“后殖民”理论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造成极大冲击的今天，小说作者还是以“中西文化比较”为基本动力来进行叙述，其努力的勇气是值得赞佩的。“后殖民”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穿透所谓“民族性”、“东方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将这种“话语”放在历史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去考察。对于这点，小说的作者应该说是有所警觉的。在作者的笔下，老康并非是从中华“文化古墓”中爬出来的标本，他身上有着时代的印记，他是“老特”的私塾传人，被戴小观呼为“公社”，嘴里也经常冒出诸如“mountain head主义”毛时代的词语，他之成为“落入异文化的‘中国标本’”，是因为对于留学生来说，美国就是个文化的“大冰川”。“老康在美国，不知有秦，更不知魏晋。那美国就是个大冰川。冰川有冰川纪。不同时代掉进去的中国人，就落入不同的冰川纪，他们出国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他们就保持什么样，价值观不变，生活习惯不变，把带出来的那段中国当作根，小心翼翼地保持下来。”

这一段交代，使得因“中西文化冲突”的二元叙述的僵硬视角相对松动起来，给叙述带来了一定的“历史化”的因素。但进一步说，小说中处理的诸如“等级观念”、“相对主义”、“大一统”、“人情和法理”等等主题，在老康这个人身上，与他个人的历史和经验又有什么联系呢？这些因素在老康身上的体现，又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一种“抽象”的结果呢？

李云雷：老康的哲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文化，或者代表什么样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等级观念”、“大一统”、“人情和法理”等命题，我们可以看到老康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传统中国文化，但这一文化是否能够代表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流？老康身上的“撒谎”、“吹牛”等毛病，是否能够代表国民的“劣根性”？

如果从小说的叙述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老康哲学的主要对立面是戴小观所受的美国教育，所谓中西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他们两人身上，但是还有另一种冲突，那就是老康和他的妻子和儿子之间的矛盾，老康的妻子代表的是一种官本位思想与裙带或依附关系，他的儿子代表的则是新时代的消费主义。老康比他的妻子更注重“个性”与“独立”，但他的“个性”主要在精神层面，程度上也不及戴小观，而与他的儿子相比，则不如其“物质化”。小说呈现了这样多个层次上的丰富性，但叙述者的立场似乎更倾向于戴小观，虽然对老康也试图进行理解，但情感上却似乎并不认同。

刘复生：小说还是隐含着追求普世化价值的看法。在这种视野里，中国是落伍的，注定要被历史抛弃的“特殊性”。小说多少还是流露出叙事人那种置身美国主流社会的优越感，于是，就有了对于自己身上仍残留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自嘲。

与老康的哲学形成对照是美国的人生哲学。小说充分肯定了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尊重个性，要每个人做他自己的理念。其实这是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文化的自我肯定的意识形态的成功体现，这是美国作为强国的背后的哲学支持，它强有力地渗透在生活世界中。

如果单从形式上看，美国社会真是有好多优点，国内的道德秩序似乎也还不错。但这些现象要历史地看。比如，小说谈到当代中国人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的竞争意识。为了获得社会的上层地位，可以不择手段。这种风气，这种人生哲学在当代中国大行其道，而美国这个在国际上最讲丛林法则与生存竞争，最实用主义的国家反倒教育小孩子不竞争，小说中的美国学校鼓励尊重个性与差异。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讲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这和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存状况有关。在民族历史的意义上，国家和民族的失败历史使中国人从晚清开始讲竞争，其实我们中国人原来并不讲这个。在国内，从日常生活智慧上来说，我们中国人的主流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原来也不讲竞争，为什么现在讲竞争？更多地是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然。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就那么多，不竞争行吗？这和美国没法比，它占据在全球分配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富而知礼仪。美国的那种正义与善良是内外有别的。

小说确实看到了这些区别。它不是从1980年代的那种观念化的视角上看的，那时先验地已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理想化了，而现在的袁劲梅则是有着基于真实经验的细致的观察与比较，这就超越了1980年代的水平，并有了一些有意义和有意思的发现。再加了作者的哲学思维的能力与素养，又给小说的感性观察增加了更多有趣味的思想启示，并对中国的当下现实有着批判性意义。虽然这多少使小说有点理念化之嫌。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真正的问题在于，小说的这种认识是非历史化的。

何吉贤：如果警觉到了“中西文化冲突”或“国民性话语”背后的权利关系，那么，这一主题在今天值不值得叙述？如果值得，又如何叙述？在这里，鲁迅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鲁迅看到了“国民性话语”背后的权利关系，但他并不放弃对“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坚持不懈去拆解和批判“国民性”背后复杂的权力网。在他的批判中，叙述者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有时针对中西话语和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强权者，有时又针对文化内部的不同权力关系，使得“国民性”批判的力量得到了丰富的呈现。

这里的叙述者是一位习医的职业女性，更有意思的是，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表的，是她的儿子，而“冲突的”另一方，则是她的“情人”和最终的“爱人”。作者这样表述：“老康和戴小观是站在时空坐标系不同象限里的两个点。我是一根线，试着把两点连起来。我眼前的这一大一小两个板块，东一块，西一块，是明显拼对不上的。我就是它们中间的海，……我想让他们来个两岸对论，可是我不是船。”这表现了叙述者的困境，在两个“板块”之间，她是不着边际的“海”，连一艘渡船也没有。究竟如何“着陆”，作者也一直困惑。但儿子是身上掉下的肉，是无法割去的现实的处境，而“情人”是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是唤醒记忆的“他者”。虽然漂移，隐隐约约之中，叙述者的位置还是若隐若现，那就是与戴小观的肉身本为一体的大“母体”——对“老康的哲学”不断形成挑战的“美国文化”。我以为，这一叙述者的位置给叙述中的“老康的哲学”带来了挑战和戏剧性，同时也限制和削弱了整个小说的叙述。

李云雷：叙述者位置的选择，同时也是情感与思想倾向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叙述者“我”的立场并不清晰，她大体认同戴小观的美国文化，不过她又试图去理解老康，虽然叙述中不乏调侃与嘲讽的意味，但她却又认真地去追溯他的历史，他的“哲学”的形成过程，表达了一种努力去了解的意愿。我觉得这样的叙述姿态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历史地看，比如与1980年代的作品相比较，中西文化的冲突，至少不再被视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矛盾，并且也呈现出了中国内部的复杂性，所以我觉得这篇小说，从一个新的角度与层面又回到了80年代的文学主题，它延续了这一主题，但又有所拓展，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主题变奏中的新因素与新经验，而这是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从小说的层面来说，作者将抽象命题与日常生活经验结合起来，虽然有点“主题先行”，但抓住了有价值的命题，呈现出了其丰富性，也发挥了作者哲学训练的长处，可以说很有“特色”。 

何吉贤：由于是围绕“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比较”的主题来叙述的，小说的语言、叙述节奏和结构方式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小说中用了很多抽象的“大词”：等级观念、相对主义、大一统、法的意识等，这在一般的小说中很少见。叙述中，很多段落也是围绕关于这些“大词”的论辩进行的。在阅读的接受上，这带来了一定的深度，有回味，也带来了相应的障碍，同时也给不同部分的勾连造成了困难。这方面，作者有努力的成果，抽象的观念都通过日常的叙述带出，不同部分的联系也通过老康与“我”的关系的发展而构成一体。但叙述者本人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艰难的起跑线上，由此带来的叙述上的问题很难彻底克服。

刘复生：小说对当代中国道德水平、人生哲学的贫困的状况的批判自有其深刻性在。但只对老康进行道德审判或国民性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要把他当作当代中国历史危机的症候来看待，重要的不是老康这个人的哲学，而是产生老康哲学的历史土壤，需要我们认真反省。其实，作为个体的老康还是有他善良，甚至可爱的一面的。

虽然老康这个人物作为美学形象有独特意义，但他身上体现的认识价值更值得看重，事实上，这样的小说题材与写法，它一开始所设定的内在目标，也在要求着我们认真思考它的认识价值与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