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村上春树的“鸡蛋”靠拢
看完《狱霸》，我相信刘念国和白露——特别是怀着强烈自传冲动写完初稿（日记体）的后者，远远没有把他们所看到的、经历的真相，一一记录在案。
这是一次貌似荒诞的联姻，一方（材料方）是曾因“故意伤害”、被体制判过十年大狱的白露，另一方（制造方）却是某公安期刊副总编、在体制内为稻梁谋的刘念国。
这对原本应该形同陌路，甚至瞋目裂眦的人，阴错阳差牵手搭档后，都非常善意地想给读者留下一线希望的火苗，所以，他们为这个让人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的、极似《肖申克的救赎》（以下简称《肖申克》）的惊悚故事，安排了一个看上去相当光明的结尾。
我至少五次看过《肖申克》。这部根据史蒂芬·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史诗般的不朽影片，也有一个类似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明亮结局。
然而，《狱霸》的光明与《肖申克》的明亮终究不同，这就好比中国和美国完全不同。《狱霸》里的主人公小洪回家过年，有着浓厚的制度化色彩，作者明白，这是体制需要并且试图制造的情形——正直善良的郝教导员其实是在代表体制在出手。
而在《肖申克》里，安迪与瑞德冲破牢笼，相聚于太平洋中的圣华塔尼欧，在那“没有回忆”的阳光下的小岛颐养天年，则建立在他们对体制的彻底失望和对自由的极度渴望。
村上春树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致辞时说：“体制是墙，个体（人）是鸡蛋，在高大坚硬的墙与鸡蛋之间，以卵击石，我将永远选择站在鸡蛋一方。”而我此刻要说，《肖申克》是鸡蛋的伟大颂歌，《狱霸》则因为这样那样，甚至万般无奈的原因，多少为墙写了点赞美诗。
当然，在迥然不同的环境里，拿《狱霸》比《肖申克》，对刘念国和白露很不公平。史蒂芬·金和弗兰克·达拉伯恩特在他们的著作与电影里，描述的是一种我们看似无法想象，实际上完全合情合理的奇妙的希望，就是那种在巨大的绝望之后，所迸发出来的希望：绝望在墙的这一边雷霆万钧，与此同时，希望在墙的那一边猛烈生长。因为绝望而种植的希望，比每天求神问佛要强大得多！
用肖申克监狱的老混混瑞德的话来讲，这个过程就是：安迪爬过臭不可闻的下水道，成了一个干净的人。
而刘念国和白露不同，他们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手头这幅苦牢浮世绘，像呵护孩子般呵护字里行间这点点希望的火苗，不敢使之燃烧得太过强烈，但也不能听任它完全熄灭——熄灭了，这本书就出不来了。
刚拿到书稿时，我甚至希望《狱霸》能够写得更绝望，干脆完全绝望，以至不破不立，以至绝处逢生。但我也明白，我们的主流话语系统，从来就不把绝望当回事——中国没有抒写绝望的传统。可能就是因为这点忧虑，两位作者在局部描述时，显得有些紧张——这不关才情的事，关的是国情的事。
但令人欣慰的是，坚冰总要打破，国情也在逐步澄清。
早些时候，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出人意料地邀请我的一些同行，介入一起名曰“躲猫猫”的看守所离奇死亡事件的调查，我们得以管窥另一个世界的巨大黑幕。接下来，之后的重庆反黑案，又传出了落马高官文强强迫犯人卖淫以获取减刑的丑闻。虐待、鸡奸、暴力、贪腐，我们在电视、报纸上没能看够的那个世界的黑暗，在《狱霸》中有了具体的呈现。水究竟有多深？真相到底有多沉重？或许没人可以说清楚，我们所能了解的是，根据官方数据，差不多有两百万人（相当于斯洛文尼亚全国的人口），在那个世界里寻求救赎，或者，等待泯灭。
成千上万的好人在那个世界变成了坏人，而更多的有信念的懂得善与恶、懂得欣赏自由之美的人，将变成像安迪一样干净的人。这与我们这个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并无根本不同。
我们这个世界与他们那个世界，本来就紧密相连，那个世界的现实映照着这个世界的现实，要么美好，要么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狱霸》是第一部，但不会是最后一部。小说家的热，从官场与厚黑，终于迤俪到牢狱，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
之前刘念国曾几次致电我，嘱我写这个序的时候，希望我幽默一些，像“娱乐之都”长沙的社会贤达一般，放开来策一策（侃一侃），最好越策越开心。但这样的题材，叫我如何轻松得起来？罗兰·巴特说“越读越快乐”，而《狱霸》是一本让人越读越失眠痛苦的写真之书，因此，我只能寄情于那绝望之后诞生的美好希望。
说心里话，除了最后那个有意为之的温暖尾声，我非常喜欢《狱霸》这个故事。两位作者借助小说这个虚构文体，完成了一次有节制的、非虚构的报道，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了残酷的现实，让我们在顿悟中，慢慢靠近村上春树的“鸡蛋”。
就为了海平面上的这一部分事实，我们应该感谢刘念国和白露！
是为序。
龚晓跃
（著名传媒人，潇湘晨报执行总编辑、晨报周刊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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