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中国社会，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与学生人数下降的大趋势，而国民教育垢病明显，2010年开始教育改革，恰逢其时。据人口统计分析，2018-2020年前，就学适龄人口直线下降，其后，处于相对稳定期。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中国的教育改革，要从整体学制与提高教育质量两个方面入手，提高人口品质与适应社会人力资源变化的需要。

 

中国基础教育的学制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计12年，一个七岁儿童入学，到高中毕业就19岁。按生理规律、人类意识、法律观念，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具备承担成人的一切法律责任与义务条件，按中国传统意识本应担负起家庭责任重担。

可是，中国的学制决定：高中毕业生，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职业劳动者，最低还必须接受两年（指两年制中职和高职）以上到四年不等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

这样的学制设置，一是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普及。因为农村户籍人口，尤其是贫困家庭的父母，希望子女早日独立谋生，改善生存状态。

初中（义务教育）毕业后，读高中，还不一定能考取大学，即使考取了，最少要再投资（全是收费教育）五年到七年。若投资三年，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人已经18-19岁了，仍然没有职业能力。初中毕业读中专，文凭和教育质量又是中国最低的，在高等教育普及率逐步提高条件下，中职毕业生就业，只能是社会最低层岗位。若打几年工，说不定也能学到一门手艺。

二是阻碍了高等教育的普及。读了三年高中，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只有继续投资才能培养成才。时间长、学费高，还不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

三是基础教育把读书和学习，折腾成人生最痛苦的事。从小考到中考，加上三年高中生活与全国一年一度的高考，把我们的一下代置于人生竞争的险境中，高考成了人生最深刻的记忆，沉重地打击了几代人终生学习的积极性。

中国基础教育的学制与教育资源不均衡状态，整体上是在折腾父母、折磨学生，把人生最快乐的年华变成痛苦的竞争性读书经历，其效应是打击了中国青少年成人后的学习欲望，终生学习的动机。

其改进方法设想是：合并初、高中教育，基础教育只设小学和中学教育。

1、儿童入学年龄提前到六岁。

2、小学六年制改成五年制。

3、初中、高中合并为中学四年制（取消文理分科）。

4、基础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变。

这样，完成基础义务教育的小孩只有15岁，这样的年龄，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没有成熟，父母必然要为小孩子的未来着想，要么接受职业教育，要么接受高等教育，即普及中、高等职业教育。经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与进步，中国既具备这样的能力、条件和基础，又有利于中国未来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

把我们的下一代从考试竞争中解放出来，其关键就是要打破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现状。当学制缩短，初、高中合并，取消文理分科，九年基础教育都是义务教育时，政府就有了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的能力与手段，同一城市、同一地区，教育资源均等化成为可能。普及中、高等职业教育，升学考试的意义降低，基础教育变“争夺优质资源”的教育为“素质教育”就具备了基本条件。

中国的就业压力是暂时现象。近三五年，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与高校毕业生高峰正好重合，一高一低，导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小学阶段的学龄人口在2010年前呈现递减趋势，总规模将由2002年的1.14亿人降至2010年的9800万人。初中阶段学龄人口，从2002年的7600万人降至2013年的4800万。高等教育适龄人口，2008年是最高峰，达到1.24亿，从2009年到2018年处于下降期，2018年18到22岁青年只有2008年的一半左右，并稳定在这一水平上^[1]。三五年后，全社会新增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经济向高端发展，高素质人才需求必然是上升趋势，如不缩短学制，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将供不应求，又可能出现全社会整体人才短缺现象。

经调查，发现“90后”的农民工中，愿意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极低，在没有普及职业教育之前，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与大、中专毕业生争就业岗位的不正常现象，难以避免。因此，普及中、高等职业教育，迫在眉睫。

若现在开始实施新学制，按教育周期计算，若从2011起，开始缩短基础教育学制，到2019年才有第一批15岁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和职业院校，若中职三年学制，要到2022年；高职四年学制，要到2023年；大学学制五年，要到2024年才有第一批新学制毕业生就业。与我国劳动力可能出现紧缺的时间，基本能够对接。

 

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考试制度，但又是最违反人性的制度。

一是把一个刚刚长大的孩子置于一个完全与同类竞争的境地，不道德，违反人性。

二是书面考试只能考知识、记忆，与人的智能多样性不匹配，不科学，违反教育宗旨。

三是把“精英高等教育”选人模式，用在“大众化高等教育”上，即把筛下大多数人的机制套用在筛下少数人的机理上，张冠李戴，有悖常理。

四是违背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特征。事实告诉我们，对人类作过伟大贡献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各门功课、方方面面都是优等、优秀的，只能是某一方面超群，伟人毛泽东也有偏科现象（据《恰同学少年》电视剧剧情），高分不一定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全能型“精英”，几门功课的试卷高考，肯定是有缺限的选人模式。

五是培养各个方面都优秀，全面发展的人，只能是理想，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全面优秀。讲科学的遗传基因和不讲科学的“上帝”，都不会把优点放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身上。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那么多“文理科状员”和风行一时的“少年班”，其结果人所共知。没缺点的人，不是人，是神。

六是改革“应试教育”讲了许多年，之所以改不动，就是高考指挥棒没有动，要实行素质教育，就必须取消高强度、高竞争性的高考，中国没有高考和没有“科举”一样，只会进步，不会后退。

七是大众化，尤其是普及职业教育，必须取消高考。只有取消高考制度或降低高考的意义，才能让普通人与高校、职业教育，双向自由选择。双向自由选择的高、职教，才可能是和谐的高、职教、“以人为本的教育”。

取消高考制度，在学界与民间，争论比较大。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没有宣布“普及职教”或“普及高教”的政策，意见当然难以统一，它必竟是比较公平的选筛制度。

取消高考制度具体运作，可以分两步走，渐进式过渡。甚至可以小范围长期保留下去，用于研究型顶尖高校人才选拔。

第一步，保留高考制度不变，并行推荐制度。在推行新学制这一年起，实行中学毕业生自愿报名参加高考，以满足“211”等重点高校录取。自愿不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由各门任课老师推荐，附上中学各门功课平时成绩单，可在各中学网站上查询。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远程邮寄申请或由学生自己到相应高校、高职、中职（免费）面试录取。

初始期，中学生一般不敢放弃高考，为更稳妥起见，可以高考考分与平时成绩都是录取根据，两种录取依据并行，逐步过渡。国家取消招生计划指标，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校教师和教学、生活规模，设定学校学生容量，每年10月明确下一年招生最高限额，当年招生以学校录取新生名册为根据注册。

第二步，当一部分学生，由中学教师推荐上学，和学生自主选择上学相结合的模式实行若干年后，全国各界人士都认为可以平稳过渡到取消高考制度时，再适时取消高考制度。或进一步缩小高考范围，只就中学成绩特别优秀的少数学生，自愿报考国内顶尖研究型高校而专设。

当中学教师对一部分毕业生有推荐权之后，中学教师推荐上学命中率的差别，就能促使中学老师研究推荐的规律，以及各高校特色。高校教师，必然要研究面试和查阅学生各科平时成绩的科学方法与规律，研究特长生与培养专门人才的规律。中学与高校老师，还可以互相交流，把培养人才目标类型与选拔方法统一起来，并对学生专长与专业需要作为课题来研究，促进中国《教育学》分设出《人才选拔与培育学》学科。

渐进式取消高考分两步走的方法，一方面，不至于让全国近千万中学生，面对全国2000多所高校，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让中学与高校有一个适应过程。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教育。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为29∶1，约4.8%。改革开放30年后的2008年，考生1050万，录取599万人，录取比例57%。2009 年，报考人数1020万，比上年减少3.8%，计划招生629万人，平均录取率在62%以上，有的省市录取率高达70%以上^[2]。2008年是中国高教适龄人口最高峰，大众化率26%。换句话说，中国社会还有74%的适龄人口没有接受高等教育。

随着高教适龄人口减少，基础教育学制缩短，升学率提高，必然增加社会就业量，与人口增量反向调节，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同时，高校扩张的惯性，十年内，中国将进入高教普及（适龄人口50%以上接受高等教育）阶段（发达国家达到60%以上，美国达到70%以上^[3]）。

中国高教，量的发展，再也不是中心问题，近十年，高校再不扩大规模，在提高高教品质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上下工夫，待2018年后，高教普及率必然超过50%，接近60%时，再视社会需要，决定是否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

2020年前，只能提普及中等职教，高校把分类发展、强化特色、提高品质与质量作为核心内容。2020年后，才可开始实施普及高等教育工程。

我国高校，一直是按“知识教育体系”设置的。但工程学教育，实际是“知识＋行为体系”教育，师范、医学、建筑等专业院校，实际上就是典型的职业教育。进入21世纪，大量设置的高职院校，已经明确是职业教育、就业教育、大众教育。高校分类发展，已经是客观的必然，只是我们的适然工作做得不够而已。

只要缩短基础教育学制、弱化或取消高考制度，让学生自由选择高校，高校分类就会自然向人才培养细分的方向发展。一般来说，自然竞争形成的结果比政府指导、计划的结果，更符合社会人才实际需要。

基础教育学制压缩后，高等教育学制，要适当延长。现在的普通本科教育，学制要延长到五年（本科生毕业时20岁，研究生学制不改，则硕士毕业23岁，博士毕业26岁）。

高职教育学制，要设置三年、四年、五年不等的多种学制（高职生毕业生最小有18岁），由学生自愿选择。这样的学制安排，将带来社会高级劳动者就业年龄相对提前，以缓解我国2020年以后，高级劳动力紧缺的可能性。

高校第一学年至一年半，完全接受高等文化基础教育，从二年级（或二年级下学期）起，开始自由选择专业。这样的学制和教学安排，让高校学生对高等教育的专业有所了解之后，再选专业，既照顾到高等教育基础知识和“通识”教学的需要，又照顾到学生选择专业目的性的需要，更能促进学生个人学习兴趣的满足。

90后的学生，与过去的学生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平均智商水平相对较高，接收的信息量大，接受新生事物快，但个人意识浓厚，灌输性教育效果差，引导与应然性教育效果好，计划安排的专业学习兴趣低，自己选择的专业学习兴趣高。

高等教育的专业审批，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学校自主设置专业。政府可用经费资助引导高校的专业的设置，教育行政部门用教学资源统计公开与综合教学质量评估公布，甚至公布官方高校品质调查排名，为社会提供正确信息，创造高教公平竞争环境。

 

基础教育缩短为九年学制后，基础教育就按现在的义务教育体制运行，均衡使用基础教育资源，剩下的问题是满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教育与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

需要研究的是，高等教育政府投入问题。高等教育投入包括三大块：

一是高校土地和基础设施投入；

二是教学实习与实验的设备、设施投入；

三是教育、教学运行费用投入。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前两大块投入，理论上应该全部由政府投入，第三块的“教育运行费用（不含退休人员费用）”可以“国办民助”。其实，目前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只是高教投入不足，没有明确罢了。

高教收费，在重点高校，也是其运行费用的主要来源之一；非重点高校，收费不仅要满足运行费用，还要用于教学实习与实验投入，有的，甚至用于基础设施投入。这样的投资与经费来源状况，应称之为“国办民营”。

各级政府经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三农”需要支持的资金庞大，社会保障欠账较多，基础教育的经济基础仍不扎实，医疗卫生改革资金缺口大，可用于高等教育这个准公共产品的投入，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但是，高等教育需要一个合理的政策环境。

第一、教育职责要有明确分工。基础教育由市、县人民政府负主要责任；高等教育由省以上人民政府负主要责任。除副省级以上城市可设高等教育机构外，市、县人民政府不得设置高等教育机构。这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与培养人才面向全社会的需要。

第二、教育成本要有明确的国家标准。这里的教育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成本标准、“实验设备、设施”成本标准和“运行经费（不含退休费）”成本标准三大类，既要有实物量的标准，也要有价值量标准，并向社会公开。

第三、高校投资实物量、在岗教师数与在校生规模，也要有国家标准，且向社会公布。重要指标，应详细公布于社会，方便报考的中学生查阅。高校希望报考的中学生和推荐的教师诚实有信，高校自己对学生、对社会也应诚实可信，这是对中国教育诚信的考验，也是诚信教育的关键，更是培养社会诚信意识的起点。一个国家，高校和大学生都没有诚信可言，国家就没有诚信的基础。

第四、高校收费，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实行“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国家设立优秀贫困大学生基金和普通贫困生奖学金、助学金制度。既要避免低收入人群子女上不起大学，又要防止国家补贴高收入人群子女读好的大学。“助学贷款制度”，需要重新设计，并据此考验家庭贫困大学生的人格品质的重要参考。

第五、对高校教师队伍，设定较高的进入门槛，高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应高于公务员工资水平一定倍数，尤其是学科与专业带头人和名师、名教授的待遇，要高得让“公务员们眼红”，把尊师重教落在实处。在工业社会里，企业管理者和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是社会生产力的排头兵和生产者，本应成为社会收入顶尖人群。

第六、基础教育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教育目标，兼以发现、培养学生个人特质，尤其是创新特质为重点；绝大多数普通高校以培养高素质职业能力为目标；重点研究型高校以培养高深知识与创新人才为目标。

高等教育以培养各类人才为核心，也要把科研、服务经济建设作为己任。

 

 

                                           201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