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终于不再留恋这个世界，在2010年的头几天，他彻底与我们“说”再见。

其实，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说话，不再絮叨，他曾经是那么热情、那么爱张罗，所以每次见面，总是看见他在打电话，安排各种各样的事。

老朱的大名叫朱卫东，但我习惯于称他老朱。生前职位是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

我和老朱初次认识是1995年的冬天，他们江西人民出版社准备组织一套丛书，想在北京找一些作者帮着写一下。在一干人中，老朱因为是杭州大学毕业，且跟我表哥是同班同学，而意外有了很多话题。

我那时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哲学动态》当编辑，平时喜欢看点书，写点文字，但是并无专门的领域，一个标准的杂家。所以，就被分配写一个“文化”方面的书，虽然，老朱，并不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但是，因为他经常来北京，我们便变得很熟悉。很快，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由一个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变成朋友的关系。他经常来北京，在北京的朋友极多，但是大约每次我们都会见一面，吃个饭，后来甚至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之间都混熟了。

老朱，特别喜欢组织活动，也因为此，我也去过江西多次，单是庐山就两三次，井冈山一次，每一次，他总是希望把活动安排得既丰富又有一些文化气氛，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次去庐山，有意安排在白鹿洞书院过了一夜，畅谈如何将此作为一个举办活动的场所。但与我们之间策划的许多活动一样，无疾而终。

作为出版人，老朱最成功的事可能是出版了许多杨奎松的书，还有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世界通史》项目，最近的合作是他想组织一套讲座系列，准备出版一个哈佛、北大，还有人大的讲座系列。我编了一本《在人大听国学》，还算卖得不错。

2006年前后，他病了，得了一种与脑子有关的很坏的病，但他几次做手术，我都刚好有事要离开北京，第一次是我要去美国，后一次我在香港，都没有能上医院陪他。但看他恢复得很好，虽然按照类似的病例我知道他的处境不妙，但是总是希望他能彻底恢复，因为毕竟他还很年轻。

不过，后来，他开始求助于民间的方士，他也带我去见过一两个，但我知道，这肯定是“最后的办法”，到后来，他甚至不愿意告诉我他到北京来治病的事，并最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

前一阵，跟他的夫人通话，知道他已经没有意识。也就知道，他离他在这个世界的终点不远了。今天下午，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发给我一个短信，说老朱的时间停止于2010年1月6日8点49分。

另一个要悼念的是我的一篇被枪毙的文章

前一阵有一家报纸约我写一篇总结2009年中国哲学研究的文章。文章很短，但是不久就被通知说稿子因存在一个“不宜”出现的文字而被枪毙了。问题是我自己并不明白那些说法是不宜。前几天放在博客上，也被网管删除，所以只好在自我清理一些所谓的敏感词之后，放在这里，做一个“反面教材”。

2009年，中国哲学的“感性”与“++” 
 
   2009年底，中国哲学界老资格的学者余敦康先生，将以他的思考历程为主题的研讨会命名为“++++60年”，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时间表述，这样的做法渊源有自，因为传统的中国思想分期，也往往以++作为标记，比如先秦诸子、宋明理学，而这样的分期也揭示出++动对于思想发展的深刻影响。

      1949年，确立了+++++的指导地位之后，中国哲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要贯彻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框架，同时不断与现实的++活动发生互动，比如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等，都曾经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主题。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研究在与社会变革、中西交融、民族复兴等大的主题下，不断探索其自身的特性，这也成为我们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蒙培元先生曾经下过这样一个判断，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之所以无法持续是因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当下中国哲学的研究似乎并不支持这样的判断，因为虽然以此为标题的讨论文章少见了，但是沿着合法性讨论时的疑惑而展开的研究，却是日见深入了。这其中，张法等人的研究值得注意。

     张法认为，中国哲学是现代性的产物，面临着两大关键性的问题，即中国哲学的西文呈现和现代汉语解释，那么重思中国哲学的语汇对于冲破西学或苏学的范式束缚是十分重要的，在发表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和第2期的文章（《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型的演化》、《严复哲学译词：特征与命运》）他把1840年之后的中国哲学词汇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到1930年，是严复译词和日本新词之间的竞争，最后以日本新词取得全面的胜利。1930－1950年，是+++++在中国传播，并以++式的+++++被中国学人接受。1978之后，苏联式的语汇逐渐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退出。学院哲学的中国古典哲学、++++++哲学和西方哲学三分天下。

     对文字与中国思想关系的研究还有乔清举对“水”的考察，乔清举则从汉字的特征出发，讨论中国人对于世界认识方式，指出，汉民族是通过对自然的摹状、类比和同构进入自然的。类的思维具有与自然统的同构性和一致性的特点，是理解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文字之作为“认识”论—中国人“进入”世界的方式》《福建论坛》，2009／4）

     比较有趣的则是陈少明和贡华南对于“感觉”的研究，陈少明先前对于“耻”和贡华南对于“味道”的研究虽然出发点并不一致，但是他们都试图从感觉中寻求新的问题进路，使人联想起杜维明先生对于“体知”的强调。

    如果我们接受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这样的说法，那么，对于哲学“词汇”的考察是探明思想变迁和未来发展的要津。这样的研究与1980年代盛行的范畴研究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即范畴研究是本身是对西方哲学范畴的对应性比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