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已愈60年，大学研究所成立时间也不短。但至今，仍存在钱学森之问——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级创新型大师？这个问题，与“新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关系到知识与技术创新，关系到我国经济文化成否持久发展。本文打算从教学考试规则与学习求知行为相互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一个探索。

　　这样的考试，看上去很怪

　　人的行为是规则约束下进行的，规则不同，行为不同。考试是一种知识水平的鉴定方法，考试规则不同，学习者的行为与效果也往往不同。目前而言，由于存在中考与高考的压力，我国中小学阶段以应该教育为主，没有条件实行素质教育。在相对没有应试压力的大学里，学校的考试方式与学生的学习效果又如何呢？与国外大学相比，有何差异与差距？且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学课程的设置，必修课比重占了大头，选修课程相对较少。无论必修还是选修课，一般考试的考题范围与内容都是确定的，绝大部份在书本范围以内，每课的考试题目基本上都有标准答案。

　　我旁听过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课——《新制度经济学导论》。此课是选修课，考试是开卷的，时间为一小时，内容为30道单选题。每题的答案为“对”、“错”或者“不确定”三个选择分支，考试时任君选择一个，然后说明理由。每一道题目，各人选择的答案可以不同，只要说明有理有据，都可以得到理想的分数。除了期未考试，平时成绩是结合自己的实践与观察，阅读文章写读书笔记，考试与笔记分别占总分成绩的6成与4成。读书笔记写得好的，每次讲课结束后，周教授会邀请10个同学与他一起吃饭，教授与同学们一边吃饭聊天，一边交流观察所得与阅读体会，解答同学疑问。

　　再来看国外。像美国好一点的大学，他们往往能开设多门选修课，由学生自由选择学习。比如耶鲁法学院，它是美国公认最好的法学院，该校开有许多选修课，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该校绝大部份的考试只有两个结果：“过”（pass）或者“不过”（no pass），绝大部份同学以“过”为主。实在太差的同学，老师感觉你实在不行，考试可能会通不过，就会在考前和你谈一次话，让你努力一点。要是考得实在太差，也往往会给你一个鼓励性的结果——“勉强通过”（low pass）。

　　又比如芝加哥大学，该大学私人开办，实行教授治校，学校的老师想教什么，想怎么样考，怎么样评分，都由老师自主决定。其中有个老师，上的也是选修课，课后有作业，也要求考试。但这位老师从来不看不改考卷，也从来不看不批作业，而且每个同学的考试成绩考前就知道了——考前就明确告诉每们同学成绩都是C级。多少年来，都是如此。

　　规则不同，人的选择行为不同，且让我们来看看这种种考试方式下，学生学习方式与学习效果吧。

　　考法不同，效果不同

　　在考前就知道考试成绩的情况下——要么是“过”，要么是C级，你还去选修某位教授的课程，那么，一般说来，你是真的对此课的学问有兴趣。这种考前明确成绩的考试方式，把不同兴趣爱好的同学作了筛选，只有不在乎考试成绩，真在乎老师水平，真的是奔着老师的学问与思考能力去的同学，才会有积极性选修这类课程。而且，老师不看你的作业，不批你的考卷，只有真想学的同学，才会有积极性去做作业，去认真对待考试。这种作业与考试完全是个人主动学习的行为。

　　在西方大学中，这种更注重学习老师思维方式，不在乎考试成绩的学生还是挺多的，比如屡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据张老讲，他在UCLA旁听老师阿尔钦与舒赫拉发的课，竟然重复旁听了五个学期之多，而且从不落课。据他介绍旁听两位老师的课，是没有学分的，完全是为了学习老师的思考方法。后来他作博士论文时，以这两位老师为导师，写就了经典的《佃农理论》，开创了合约经济学范式，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据他讲，要是没有掌握老师的思考方法，是想不出推翻前人的佃农理论来的。

　　不同于我们考试有明确标准答案，美国的考试往往没有标准答案。比如UCLA老师问你“何为货币”？你怎么样回答都是可以的，只要合乎逻辑，又有新意，就可以得到理想的分数。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一位父亲带着儿子遇到了弗兰克?奈特教授，父亲问奈特教授：“教授，这么多年来，看样子你的问学没长进嘛，你以前考我的是这几道题目，现在轮到考我儿子，怎么还是这几道题目呀？”奈特教授没有回头，缓缓讲：“是的，题目是一样的，但答案多半变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考试内容往往是开放的，可以与现实情况相结合，也可以与不同学科的概念与理论相结合，只有观察了解大量的现实情况，或者广泛深入阅读了多种文献的学生，才能比较深入理想地解答老师的问题，得到理想的分数。

　　在问题开放，无标准答案，着重能力不重成绩的考试方式下，学生学习的方向与重点往往在知识的探索上面。美国学生学习，往往会组成学习小组（study group），不同心智结构的学生在一起，分头读书，碰头讨论交流，相互批评学习。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在相互切磋，相互争论的过程中，往往能提高各自的判断能力，知道什么知识是好的，什么知识是不好的，什么知识重要，什么知识不重要。在这种学习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兴起爱好，知道自己的长处与不足。相比我国的学生，外国的绝大部份学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只要有机会就在思考与学习的。像耶鲁法学院，他们的图书馆长年累月要到凌晨5点才门关，每天凌晨2至3点，图书馆座位都是满满的。美国的学生，在午餐会或者晚餐会时间里，同学见面也往往在相互探讨交流学问方面的事情，这样的学习气氛下，最笨的同学，都不会笨到那里去了，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就慢慢形成了。

　　相对而言，我们的大学，开设的课程往往比较少，而且一般都是必修的，选修课相对较少，考试范围是划定的，考试内容与考试答案都是相对封闭的，往往都有客观的标准答案。如此的课程设置与修课方式往往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所学的课程不一致，学生往往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与持续性。考试的性质与方式决定了学生的学习重点往往会放在考试成绩上面，而不放在思考学问上面，更不用说探索与创新了。我们学生的学习方式往往是“单兵独斗”的：个人复习，个人背诵，个人做题，没有必要成立诸如学习小组之类的学习团体，成员之间相互探讨，相互辩论，相互学习。

　　人的行为与规则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规则不同往往导致行为不同，这正是周其仁教授《新制度经济导论》课程的主题之一。正是深刻理解了规则与行为相互之间的关系，周教授他上的往往是选修课，课程考核由开放式的阅读与考试组成，加上同学老师相互之间的讨论交流，这种学习考试方式逐渐与欧美开放探索型的学习考试方式相接轨。不同于主流考试方式，像周其仁教授这样的尝试与努力，是非常稀缺与珍贵的，应该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仿效与跟进。21世纪各国的竞争，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键是探索与创新精神的竞争，而学习考试是决定能否形成这种精神的关键环节之一。这个意义上，我们学校与欧美院校之间的差距仍是很大的，奋起直追无疑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