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贿者受审的新闻中读出啥？

　　

　　70万贿款“买”来东城区“一户一表”电路改造工程供货商，北京南方万马电缆销售中心（简称销售中心）及曾任该中心法定代表人的王建争，今日上午因涉嫌单位行贿罪在二中院受审。王建争当庭认罪，称行贿除感谢对方帮忙外，也是返还电缆“加价”，以及朋友间的馈赠。（2010年10月1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自《新京报》）

　　由于平时见惯了受贿者受审获刑，少见有受贿者受审，因而对行贿者受审的新闻，自然就特别关注。那么，对于这起电缆商涉嫌行贿受审的案件和新闻，我们读出啥信息呢？

　　行贿受贿同样是犯罪。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含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费、手续费）的行为。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的行为。宪法规定，行贿受贿都是犯罪，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更多关注和宣判的是受贿者、收礼者，而那些别有用心的行贿者、送礼者，常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游离于、逃避于法律的制裁和惩罚之外，导致贪官屡屡被捉，但是由于官员腐败的土壤和链条并没有被彻底地清理和铲除，乃至前腐后继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很有必要对行贿者加大监管和惩处的力度，从而杜绝官员犯罪的诱因和肃清官员腐败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严惩行贿者，比制裁受贿者，更有必要，也更有意义。

　　朋友间馈赠不是借口。中国乃礼仪之邦，礼尚往来属于正常。尽管常常变味，也很具有隐蔽性。正因为如此，官商之间的很多勾结，常常被误认为是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或者说是有来有往的人情往来。就拿前文说到的案件而言，就向明卫行贿4万元，王建争称，“算是朋友之间给送的礼金。”其实，这样的解释或借口是经不起推敲的。试想，有什么样的朋友往来，能够过万的。无非是有求于人，或者说是应了那句古话，“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正因为如此，那些行贿者，或者说别有所图者，常常会在一些“要害”的官员身上，很舍得“投资”，出手很重。而为了掩人耳目，又常常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在铁证如山和强大的反腐声势面前，再多的借口也是枉然。打着朋友、亲情的“旗号”，借人情往来的“幌子”行贿受贿，只能是自欺欺人。

　　权力腐败祸不止自己。权力向来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好了，可以为党尽忠、为民造福；运用得不好，则可能沦为以权谋私的工具或手段。而且权力腐败还具有延伸性和延展性。它不但会使利欲熏心的官员丧失良知、失去理智，还会使那些趋之若鹜的有所求、有所图者，不惜重金、不顾血本，拉拢之、腐蚀之，共同在权力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而再高明的腐败手段，终究有被戳穿的一天，一旦东窗事发，受牵连的绝不仅仅局限于拥有重权的官员，更会有那些情愿或不情愿的受贿者、送礼者。由于他们都犯了同样的“不义之财不可得”的错误，都将会成为权力的附庸、历史的罪人。正因了那句古训，“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以德为先不仅限任官。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德是为官之要，更是任何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以德为先，不仅仅局限于选官任官，其实，更适用于每一个人，尤其包括我们的一些商人、老板。温家宝总理在三鹿奶粉事件后，说过一句话：“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言之谆谆，情真意切，这是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呼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呼唤清官声声不绝，实在是因为真正的清官太少太难得了。而“无商不奸”的立论，也是由于找“良商”太难了。面对这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现实，善良的人们往往退而求其次：只要为官不是太贪，为商不是太奸，就都可以容忍。于是，这种由无奈而产生的宽容或认同，就大大拓宽了贪官和奸商的生存空间，同时也给官商勾结、官商一体提供了可乘之机。让官员和商人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就必须进行文化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忠、孝、节、义的道德教化、约束是厚重的，但对官员廉明与商人诚信的道德归制就宽松得多。只有着力革新官场文化与重建商业文化，并使之与法制建设同步起来，方能夯实道德根基，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机体都充盈着道德的血液。

　　腐败是社会最大的毒瘤。腐败没有理由，也不存在借口。只要腐败了，就是触犯了法律，不论你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在正义和良知面前，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只有严守纪律、严遵法律，才能永葆纯洁。

　　（倪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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