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提示：中国的低碳发展源于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通过发展来加速于应对气候变化，但应在国家安全的框架上应对气候变化，让NGO发挥广大作用，为中国未来发展争取尽可能的空间和时间。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决定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12次会议及《京都议定书》“关于附件一国家进一步减排义务特设工作组”第14次会议。会议将于10月4日至9日在天津市梅江会展中心举行。

     当前，气候变化工作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国际上，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备受关注，世界各国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排放空间的争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中国在国际谈判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做好国际谈判工作，为中国未来发展争取尽可能的空间和时间，已成为一项关系国家核心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艰巨任务。中国应以共进策略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即一方面在不同谈判联盟之间及内部,积极协调环境资源和容量博弈引发的冲突和竞争,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共享能源创新成果,用共同进步的思路解决目前国际环境政治困境。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尽管有不同声音，尽管认同不确定性，但鲜有严肃学者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未来严峻的趋势和减缓行动的迫切性。尽管哥本哈根协议没有获得法律认可，但它所凝聚的国际政治共识是前所未有的，那就是：减缓气候变化，将全球温升幅度控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水平。不论极端天气事件是否与气候变化直接关联，这些事件给人们的警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92年里约会议开始，头两年我们国内也是在学习过程中，什么叫气候变化，我们跟随这种态度。一直到94年，我们真正参加这种谈判，把它变成一个日常性的谈判工作，而不是有其他代表团临时派几个人去参加谈判。到现在的转变，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气候变化谈判从最开始唱主导的声音，要变成现在唱一个配角的声音。谈判要变成一个支持我们国家低碳发展的一个工具，而不是气候变化谈判的声音作为主导我们国家发展的声音。

　　中国的低碳发展源于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通过发展来加速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所需要的能源中，富碳的化石能源最为廉价，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家的首选，中国也不例外。这也说明，中国在过去4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从不足世界平均的1/4，到目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跃居全球首位，是发展驱动的。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7%，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显然，我们不能走常规的高化石能源消耗的发展老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有些不切实际。从能源结构看，中国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到能源比例的90%。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努力促进能源来源的多样化，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我国是煤炭大国，生产消费量占世界的40%以上，近些年来每年增长均接近2亿吨。在电源结构中，火电占总装机的75%。从中长期来看，发展洁净煤技术是中国实现低碳经济的关键。超临界机组和超超临界机组发展迅速，已经基本完成国产化，具备了批量化建造的能力。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将成为未来煤电主流。中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一直努力做到极致；再做，似乎力不从心，但是中国没有放弃。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有资金、有技术、有人才，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率先垂范，将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发展做出榜样，看到希望，增强信心。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的挑战。这就需要国际联手，尽早达成国际协定。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与发展中国家一起，致力于落实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未能完成，我们寄希望于坎昆；坎昆有阻力，我们致力于约翰内斯堡。我们不应放弃，我们不会放弃。

       强调几个观点：第一、应在国家安全的框架上应对气候变化；第二让NGO发挥广大作用；第三、全民全军都要参与到我国的低碳战略里面。最后，对于中国最大的挑战是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把应对气候变化从危机变成机遇，中国和世界都需要大视野和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