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睿成 史贤龙
如果要评选中国“十大最被不待见名言”，这句话必在其中。
语言的魔力却在于，这是任何人听一次就会记住的话，尽管大多数人会本能地反感，赞成这句话的人必然被视为异类，归入“道学先生”一类之中。
对这句话的反感是其“以理害命”的价值观，涉及到人之存在的价值判断标准：人是应该以生命为依归，还是以一种价值观、信仰、理想、信条等为依归？
显然，一切文化、宗教、文明、国家、政党、组织等，最终都会以“群体价值”的名义要求“个人价值”的服从，因此，伦理与个体生命本能之间的对抗也就复杂地呈现：既有舍生取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代表的；也有对抗强权的，如好莱坞大片里的与权力机关对抗的英雄；还有贪生害义的，如汉奸。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台湾写了一本《唯生论》，可谓皇皇巨著，以生存、生命为基点构建一套贯穿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也是对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丰富化。
但是，生命，特别是个体生命，能够支撑起文明的大厦吗？生命，特别是个体生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吗？
显然，如果抽象的生命，特别是个体生命的生存成为价值判断（取舍）之标准，那么那些在对抗强权是的生命自觉力、那些在反抗人性禁锢的两情相悦，同样会成为贪生怕死、背叛民族国家的汉奸们的遮羞伞，会成为西门庆式人欲横流的挡箭牌。
人面临各种选择、机会与诱惑，《浮士德》的核心思想是基于“人在奋斗时难免迷误”前提下的灵魂拷问与救赎。
和平年代，大多数人不必面临舍生取义选择：“生我所欲，义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孟子》），但是，社会并没有因为和平而安宁。
在今天这个资讯发达的环境下，我们看西方、俄罗斯、日本、印度等与中国的“大国较量”，看国内复杂的产业金融动荡，看近百年中国历史的教训，我们会油然冒出一种忧虑：如果中国人都只顾自己眼前的得失贫富，也许我们有一天又会象甲午、卢沟桥那样成为别国的盘中餐。
这是忧虑之大者，切身的忧虑如中国的粮食能源安全、中国人财富资产的安全、中国人生活环境的安全，这些已经不是抽象的理论，它们在以房价、通货膨胀、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不正当竞争等各种形态出现。
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一个价值观判断的问题，而且最终都与前述的“生命伦理观”相通。
我认为，一个没有彰显生命之本能与精神的生命，固然不是丰满滋润之人生；但是，只有生命之本能及个人之精神的人生，也未必就是生命的全部：精神之格局大小有异，且精神之格局最终反过来决定了本能生命及其情感的品格！
张爱玲与胡兰成，皆是风流才情之人，张爱玲选择遗世独立，尚可自保节气，胡兰成却洗脱不了事身汉奸政府的卑微。其《今生今世》可以在30年后谈感情、谈忧伤、显示文笔风流，实际却因其个人器局之偏狭而有伤斯文。
以此观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很多“考验人性的关键时刻”，还真不是可以“本能反感”忽略之。
那么，这句话是否有正面价值呢？
我查了一下这句话出处及原始论点：
原文出于《程氏遗书》卷二十二，载有程颐与某人的一段对话：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娶，如何?
从上面对话看，程颐确实是针对夫妇伦理说出的这句话，其对话里的意思其实比较矛盾：客问孀妇（寡妇）不可娶，是否合理。程颐肯定说，不可娶，因为婚娶反映着个人修身之道（配身也），如果娶一个寡妇，会因为娶“失节”之人，而让自己也失节。
客又问，那么寡妇贫困生活无着落，是否可以再嫁，程颐似乎答非所问地说，是怕寒死，故有是说，似乎表示在寒死的条件下，寡妇是可以再嫁的。然后突然说了这句名言：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此处一“然”字，显示了程颐的结论性观点。
程颐的语意是将“寒贫饿死”作为一种并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情况，所以用“然”这种转折语气说了其不赞成“孀妇再嫁”的原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其本意是说，如果不会在寒贫饿死的境地，孀妇再嫁就是一种双方失节的事情。
朱熹在一封书信里回答对这句话的疑问时说：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
由此可见，程朱理学，在关于夫妇之伦及价值观的判断上，确实是站在了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立场之上，这是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现代人反感、反对这种价值观，没有可争议之处。
但是，如果将“失节”之内容换成其他的价值：大到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文化文明，小到个人信仰、思想认识、处事原则、情感真诚等，当我们面临这些人性考验的时刻，想一想这句话，是否会令我们少一点见利忘义、少一点不择手段、少一点虚与委蛇、少一点从权腹诽、少一点自欺欺人、少一点表里不一？
更何况，大多数时候，这些导致“失节”的诱惑，并不是“生死”拷问，只是有无、多少、彼此的选择而已。
比如，蒙牛的那位被崔永元“号召学习”的蒙牛品牌经理（原文：这位叫安勇的部门经理干此坏事花费了28万元，所以我号召网友向他学习，学习他花自己的钱为公司做事的宽广胸怀，学习他为公司做事还不让公司知道的默默奉献精神，学习他为公司利益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气概，学习他..........等他出来再问问还能学什么吧），不去动诽谤对手作为营销手段的念头；那家公关公司，在运用其网络营销武器时，遵守“不捏造”的新闻道德底线；那些在各种事件背后有决策力的个人，在其心中有自己的道德底线，能想一想这句话的道理，不知是否可以减少一点“作恶”的概率？
天灾不可怕，可怕是人祸。
所以朱熹捍卫这句话的理由----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不能不说具有警世正人之价值。
要而言之，如果我们承认有超越个体生命的价值之存在，如果我们自己有对超越自身需求与利益之外的价值的认可或信仰，我们就可以、也必须去选择或坚持“不失节”的思想与行为。
舍此，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是事情呢？
尼采在100多年惊呼：上帝死了。由此开启了 “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的历程。
尼采的价值重估，其本人的思考判断固然暇瑜互见、见仁见智，但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尼采的思想本身是西方“现代价值”重建洪流里的一颗棋子。
这种价值重估的思考前后绵延一个多世纪，产生了斯宾格勒、佛洛依德、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夫卡、韦伯（马克斯）、萨特、波伏娃、加缪、帕格森、德里达、胡塞尔、海德格尔、罗尔斯、波普尔、贝尔（丹尼尔）、哈贝马斯、赛义德、哈耶克、马尔库塞等一大批新世代思想巨匠，其风格与角度虽然不同，但内在思想的延续性与联系性，却都在指向一个目标：重建西方价值体系。
中国今天与这样一个现代性价值体系已经成形的“西方”进行“大国较量”，不是凭借GDP、外汇储备、银行存款余额等就可以让中国变得“强大而受到尊敬”的。
中国曾打倒一切帝王将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可否则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但是中国现在更加需要“创造性建设”----“中国价值观”之体系究竟应该包含些什么？
点滴众沤，皆是大海本体；一叶之凋，可知秋风将至。
以此再看蒙牛诽谤门，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蒙牛高管撇清“公司”涉入的可笑言论，也不反对有关部门大事化小的处理手法，但是如果思想界、企业界能从价值观上去做一些思考，或许可以让我们的未来真正得到“救赎”。
如果没有时间持续思考，那就想想这句不那么招人待见的话，以后需要做类似选择时，让这句话在脑海里稍作停留：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