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新华社27日授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但是，几年来，居民收入水平依然难以跟上GDP的增长步伐，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依然在上演。
在最近30年中，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尤其是GDP！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子也比过去过得好多了。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快。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协调，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GDP增长并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GDP增长这个条件，但是GDP增长了，大多数国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未必就一定能同步提高。
只要民众腰包没鼓起来，中国这个最大消费品市场始终只能是“潜在”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是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普遍偏低，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有点象股市中“赚了指数没赚钱”，我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协调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早已是专家、学者共同认可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但随着房价、民生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贫富差距的渐拉渐大，政府的政策却收效甚微。这必将极大加剧社会的建设者-----广大劳动人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悲观预期，必然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作为社会的主体处于极度痛苦期，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变成何种状况，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有六种负效应
第一、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收入的多少决定消费需求的强弱，而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最终需求”能否保持投资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消费需求的强弱。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主要依靠提高投资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国民经济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反过来也会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收入水平不高还会导致消费率偏低，而消费率低表明经济总量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少。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此外,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二、收入偏低容易形成消费断层与结构失衡，使潜在大市场难以持续扩张
自1990年代起，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呈阶梯状态，富裕层与贫困层的差距呈扩大趋势，直接导致了消费断层的产生。一部分乡村及城镇贫困居民还只能生存在基本的温饱状态，给企业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与产品结构的有序替代造成了困难，导致市场结构失衡。
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产业间、地区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而收入的分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居民购买力和实际消费水平的不断分化。这种分化使得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充分释放。
高收入群体------难以成为经济的主要消费力量。在我国目前“贫富悬殊”的情况下，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们的消费力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多。高档品、奢侈品消费并不能解决我国目前总体消费不足的问题。
中、低收入阶层------需求潜力大，但缺乏相应的购买力。对大多数中低收入消费者来说，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仍是消费主流。所以，消费市场出现一种特殊分层：一方面，购买力的消费者的千元级、万元级消费已基本满足；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尚需逐渐成长。
第三、收入偏低延缓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速度
从当前的情况看，城镇居民自1990年代初开始进入新的消费升级准备阶段，还难以形成有力的扩张。特别是随着消费升级层次的提升，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档次也越来越高，购买力积累和消费等待的过程也就更长。
相对于我国居民的购买力而言，我国的价格总体水平不低。确实，我国已有相当多的商品价格逐步与国际水平“接轨”，但是，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却与国际水平相差很大。
第四、收入水平偏低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有负面的影响。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使得高、低收入群体存在着消费断层，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大部分人还停留在1980年代的消费水平上,彩电、冰箱、摩托车等的消费远未饱和。另一方面，一个收入很高人数很少的群体，有能力购买汽车、别墅等高价商品，但其市场规模还有限。于是，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但又不能退出市场；而一些产业如轿车产业尚未成长为主导产业，产业升级脱节，产业技术在低层次徘徊。第二产业的结构发展升级受限制，又进而影响了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发展。
总之,收入水平偏低不利于启动有效需求；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总体经济有不良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过度波动。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影响消费的扩张，加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加剧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社会稳定,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收入增长为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
第一、收入分配政策不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不完善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现行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存在税率级距小等问题，加重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调节；对居民收入缺乏全面有效的统计，工资外的各种收入如灰色收入、金融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无法纳入所得税调节的范围；由于收入差距较大，使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出现了“有钱的不想买，想买的没有钱”的消费断层现象。
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支出，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0%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相当低，以提出“拉动内需”口号的1998年为例，这个数字为1.5%。资料显示，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对于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是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认为，刺激消费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怎么让百姓掏腰包”，而是“政府能够做什么”。“不能笼统说消费不足、储蓄过高。目前全社会储蓄确实高，但个人储蓄近年来变化并不明显。比普通居民消费不足更加厉害的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过高，该花的钱没有花、不肯花。”
第二、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实施存在问题。我们所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而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后，人们的收入差距就开始扩大了。这是因为人们对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贡献也有很大不同。在这一新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劳动者的收入不仅来自于劳动的质和量，而且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因而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拉大。
第三、存在地域差别、行业差别、城乡差别。由于全国各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生产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经济效益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必然出现发展快慢不同、富裕程度不同的问题。这决定了区域、行业、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
第四、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19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第五、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够完善。这主要表现在：1、不平等竞争的存在。比如，一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导致超额利润；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2、市场监管不力。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走私贩私、制假造假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牟取巨额利润。3、税收政策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尚不完善、不到位等。
社会消费不足，物价自然低迷。奇怪的是垄断性消费品价格雷打不动、居高不下。住宅、通信、教育、民航等似乎永远“就高不就低”。不正当的垄断价格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制约最为明显。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主体正从少数巨富和集团向普通居民转移，这种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比如一些垄断行业和权力部门把全民所有的财产转化为部门所有，再由部门所有转化为个人所有。说白了就是把管理权变成所有权，化大公为小公，化小公为私人，这是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把全社会劳动者的财产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近年来，经济学界一直有人在呼吁：解决消费不足的关键之一是将市场竞争引入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让普通消费品价格切实降下来。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指出，不正当的垄断价格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制约最为明显。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主体正从少数巨富和集团向普通居民转移，这种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如何走出雷区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决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并因此而放慢改革的步伐，从而加大改革的成本。治本的办法是深化改革，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从根子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问题。"
合理调整国有部门的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刻不容缓。杨宜勇开出了对症的药方，"对国有垄断部门和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尽快加强监管，防止法理上归全体公民所有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小集团的利益和个别人员的薪酬福利，应尽快探索超额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的转移机制。对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既要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进程、促进公务员群体成为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又要防止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过快和过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待遇的情况。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要进行有效监测和监控，避免借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之名行侵吞全民优质资产之实，在企业微观收入分配机制设计上要审慎对待年薪制，使企业薪酬制度能够切实起到有效激励的作用。"
参考资料：
1、仅有“必要条件”是不够的
2、刺激消费不是让百姓掏腰包 政府该花的钱要花